古代饮食礼仪,中国古代饮食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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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宴饮礼仪】

　　有主有宾的宴饮，是一种社会活动。为使这种社会活动有秩序有条理的进行，达到预定的目的，必须有一定的礼仪规范来指导和约束。每个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都有自己的一套规范化的饮食礼仪，作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

　　中国传统的古代宴饮礼仪是按阶层划分的：宫廷，官府，行帮，民间等。一般的程序是，主人折柬相邀，到期迎客于门外;客至，至致问候，延入客厅小坐，敬以茶点;导客入席，以左为上，是为首席。席中座次，以左为首座，相对者为二座，首座之下为三座，二座之下为四座。客人坐定，由主人敬酒让菜，客人以礼相谢。宴毕，导客入客厅小坐，上茶，直至辞别。席间斟酒上菜，也有一定的规程。

　　作为客人，赴宴讲究仪容，根据关系亲疏决定是否携带小礼品或好酒。赴宴守时守约;抵达后，先根据认识与否，自报家门，或由东道进行引见介绍，听从东道安排，然后入座。

　　这个“英雄排座次”，是整个中国食礼中最重要的一项。从古到今，因为桌具的演进，所以座位的排法也相应有变化。

　　总的来讲，座次“尚左尊东”，“面朝大门为尊”。家宴首席为辈分最高的长者，末席为最低者;家庭宴请，首席为地位最尊的客人，请客主人则居末席。

　　首席未落座，都不能落座，首席未动手，都不能动手，巡酒时自首席按顺序一路敬下，再饮。更讲究的，如果来报有人来，无论尊卑地位，全席之人应出迎。

　　若是圆桌，则正对大门的为主客，左手边依次为 2，4，6，右手边依次为3，5，7直至汇合。若为八仙桌，如果有正对大门的座位，则正对大门一侧的右位为主客，如果不正对大门，则面东的一侧右席为首席。然后首席的左手边坐开去为2，4，6，8(8在对面)，右手边为3，5，7(7在正对面)。

　　如果为大宴，桌与桌间的排列讲究首席居前居中，左边依次2，4，6席，右边为3，5，7席。根据主客身份，地位，亲疏分坐。

　　这类宴礼的形成，有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在清未民初，就已有现代所具备的这些程式了。如《民社北平指南》所云：宴请官长，或初交、或团体，须于大饭馆以整桌之席访之。若知己朋友，则可不拘。届时，主人必先至以迎客，客至奉茶，陪座周旋。

　　客齐人席，次序以左为上，右为次，上座之右为三座，次座之右为四座，以下类推。主人与首座相对，举杯通饮，客人起立举杯致谢。然后就坐，且餐且饮。菜肴先上冷荤，后上热食，继以最贵肴馔。每进一肴。主人必举杯劝酒、举箸劝食。饭毕略用茶，即向主人致谢而去。

【待客之礼】

　　如何以酒食招待客人，《周礼》、《仪礼》与《礼记》中已有明细的礼仪条文，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礼仪的具体内容。

　　首先，安排筵席时，肴馔的摆放位置要按规定进行，要遵循一些固定的法则。带骨肉要放在净肉左边，饭食放在用餐者左方，肉羹则放在右方;脍炙等肉食放在稍外处，醯酱调味品则放在靠近面前的位置;酒浆也要放在近旁，葱末之类可放远一点;如有肉铺之类，还要注意摆放的方向，左右不能颠倒。这些规定都是从用餐实际出发的，并不是虚礼，主要还是为了取食方便。

　　其次，食器饮器的摆放，仆从端菜的姿式，重点菜肴的位置，也都有陈文规定。仆从摆放酒壶酒樽，要将壶嘴面向贵客;端菜上席时，不能面向客人和菜肴大口喘气，如果此时客人正巧有问话，必须将脸侧向一边，避免呼气和唾沫溅到盘中或客人脸上。上整尾鱼肴时，一定要使鱼尾指向客人，因为鲜鱼肉由尾部易与骨刺剥离;上干鱼则正好相反，要将鱼头对着客人，干鱼由头端更易于剥离;冬天的鱼腹部肥美，摆放时鱼腹向右，便于取食;夏天则背鳍部较肥，所以将鱼背朝右。主人的情意，就是要由这细微之处体现出来，仆人若是不知事理，免不了会闹出不愉快来。

　　再次，待客宴饮，并不是等仆从将酒肴摆满就完事了，主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要作引导，要作陪伴，主客必须共餐。尤其是老幼尊卑共席，那麻烦就多了。陪伴长者饮酒时，酌酒时须起立，离开座席面向长者拜而受之。长者表示不必如此，少者才返还入座而饮。如果长者举杯一饮未尽，少者不得先干。长者如有酒食赐与少者和僮仆等低贱者，他们不必辞谢，地位差别太大，连道谢的资格都不给。

　　侍食年长位尊的人，少者还得记住要先吃几口饭，谓之“尝饭”。虽先尝食，却又不得自己先吃饱完事，必得等尊长者吃饱后才能放下碗筷。少者吃饭时还得小口小口地吃，而且要快些咽下去，随时要准备回复长者的问话，谨防发生喷饭的事。

　　凡是熟食制品，侍食者都得先尝一尝。如果是水果之类，则必让尊者先食，少者不可抢先。古时重生食，尊者若赐你水果，如桃、枣、李子等，吃完这果子，剩下的果核不能扔下，须怀而归之，否则便是极不尊重的了。如果尊者将没吃完的食物赐给你，若盛器不易洗涤干净，就得先都倒在自己所用的餐具中才可享用，否则于饮食卫生有碍。

　　尊卑之礼，历来是食礼的一个重要内容，子女于父母，下属对上司，少小对尊长，要表现出尊重和恭敬。对此，不仅经典立为文，朝庭著为令，家庭亦以为训。《明史·礼志十》有“庶人相见礼”，提到明太祖朱元璋时曾两度下令，都为的是申明餐桌上的尊卑座次的排列礼仪。

　　洪武五年(1372年)，凡乡党序齿，民间士农工商人等平居相见及岁时宴会谒拜之礼，幼老先施。坐次之列，长者居上。十二年(1379年)令，内外官致仕居乡，惟于宗族及外祖妻家序尊卑，如家人礼。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与同致仕官会，则序爵，爵同序齿。

　　古代的许多家庭，少不了以食礼作为家训的训条，教导子孙谨守。清人张伯行《养正类编》卷三引《屠羲英童子礼》，就提到这样的训条：

　　凡进馔于长，先将几案拂试，然后双手捧食器，置于其上，器具必干洁，肴蔬必序列。视尊长所嗜好而频食者，移近其前，尊长命之息，则退立于傍。食毕，则进而撤之。如命之侍食，则揖而就席，食必视尊长所向。未食，不敢先食;将毕，则先毕之，俟其置食器于案，亦随置之。

【进食之礼】

　　饮食活动本身，由于参于者是独立的个人，所以表现出较多的个体特征，各个人都可能有自己长期生活中形成的不同习惯。但是，饮食活动又表现出很强的群体意识，它往往是在一定的群体范围内进行的，在家庭内，或在某一社会团体内，所以还得用社会认可的礼仪来约束每一个人，使各个个体的人的行为都纳入到正轨之中。

　　进食礼仪，按《礼记·曲礼》所述，先秦时已有了非常严格的要求，在此条陈如下：

　　“虚坐尽后，食坐尽前。”在一般情况下，要坐得比尊者长者靠后一些，以示谦恭;“食坐尽前”，是指进食时要尽量坐得靠前一些，靠近摆放馔品的食案，以免不慎掉落的食物弄脏了座席。

　　“食至起，上客起，让食不唾。”宴饮开始，馔品端上来时，作客人的要起立;在有贵客到来时，其他客人都要起立，以示恭敬。主人让食，要热情取用，不可置之不理。

　　“客若降等，执食兴辞。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如果来宾地位低于主人，必须双手端起食物面向主人道身，等主人寒暄完毕之后，客人方可入席落座。

　　“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进，肴之序，遍祭之。”进食之前，等馔品摆好之后，主人引导客人行祭。食祭于案，酒祭于地，先吃什么就先用什么行祭，按进食的顺序遍祭。

　　“三饭，主人延客食胾，然后辨肴，客不虚口。”所谓“三饭”，指一般的客人吃三小碗饭后便说饱了，须主人劝让才开始吃肉。

　　宴饮将近结束，主人不能先吃完而撇下客人，要等客人食毕才停止进食。如果主人进食未毕，“客不虚口”，虚口指以酒浆荡口，使清洁安食。主人尚在进食而客自虚口，便是不恭。

　　卒食，客自前跪，彻饭齐以授相者。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宴饮完毕，客人自己须跪立在食案前，整理好自己所和的餐具及剩下的食物，交给主人的仆从。待主人说不必客人亲自动手，客人才住手，复又坐下。

　　“共食不饱。”同别人一起进食，不能吃得过饱，要注意谦让。“共饭不泽手。”当指同器食饭，不可用手，食饭本来一般用匙。

　　“毋抟饭。”吃饭时不可抟饭成大团，大口大口地吃，这样有争饱之嫌。

　　“毋放饭。”要入口的饭，不能再放回饭器中，别人会感到不卫生。

　　“毋流歠。”不要长饮大嚼，让人觉得是想快吃多吃，好象没够似的。

　　“毋口它食。”咀嚼时不要让舌在口中作出响声，主人会觉得你是对他的饭食表现不满意。

　　“毋啮骨。”不要专意去啃骨头，这样容易发出不中听的声响，使人有不雅不敬的感觉。

　　“毋反鱼肉。”自己吃过的鱼肉，不要再放回去，应当接着吃完。

　　“毋投与狗骨。”客人自己不要啃骨头，也不能把骨头扔给狗去啃。

　　“毋固获。”不要喜欢吃某一味肴馔便独取那一味，或者争着去吃，有贪吃之嫌。

　　“毋扬饭。”不要为了能吃得快些，就用食具扬起饭粒以散去热气。

　　“饭黍毋以箸。”吃黍饭不要用筷子，但也不是提倡直接用手抓。食饭必得用匙。筷子是专用于食羹中之菜的，不有混用。

　　“羹之有菜者用梜，无菜者不用梜。”梜即是筷子。羹中有菜，用筷子取食。如果无菜筷子派不上用场，直饮即可。

　　“毋嚺羹。”饮用肉羹，不可过快，不能出大声。有菜必须用筷子夹取，不可直接用嘴吸取。

　　“毋絮羹。”客人不能自己动手重新调和羹味，否则会给人留下自我表现的印象，好象自己更精于烹调。

　　“毋刺齿。”进食时不要随意不加掩饰地大剔牙齿，如齿塞，一定要等到饭后再剔。

　　“毋歠醢。”不要直接端起调味酱便喝。醢是比较咸的，用于调味，不是直接饮用的。

　　“濡肉齿决，干肉不齿决。”湿软的烧肉炖肉，可直接用牙齿咬断，不必用手去擘;而干肉则不能直接用牙去咬断，须用刀匕帮忙。

　　“毋嘬炙。”大块的烤肉和烤肉串，不要一口吃下去，如此塞满口腔，不及细嚼，狼吞虎咽，仪态不佳。

　　“当食不叹。”吃饭时不要唉声叹气，“唯食忘忧”，不可哀叹。

　　类似的仪礼也曾作为许多家庭的家训，代代相传。让我们还是以张伯行《养正类编》卷三所引《屠羲英童子礼》为例，以下的这些话自然还是由《礼记》上演绎出来的：

　　凡饮食，须要敛身离案，毋令太迫。从容举筯，以次著于盘中，毋致急遽，将肴蔬拨乱。咀嚼毋使有声，亦不得恣所嗜好，贪求多食。安放碗筯，俱当加意照顾，毋使失误堕地。

【古代饮食口味】

　　先秦时期流行“酸味”

　　《晏子春秋》记载：“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

　　从司马迁《史记》所记来看，早在商代初期，人们对食物的味道已很讲究。《史记·殷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伊尹是商初大臣，为了说服商汤用王道治理天下，他背着一口大锅(鼎)来见商汤，用烹饪时要调制出好滋味的道理，来说服商汤。可见，把饭菜做得有滋有味，已是当年掌勺者必须会的。

　　伊尹是一位善于烹饪的美食家，因此被奉为厨师鼻祖，至今餐饮界都将他当神供着。在伊尹生活的年代几乎没什么调味品，当时做菜用什么来调味?

　　盐，大概是人类最早发现的调味品。是菜离不开盐，liuxue86.com盐因此有“百味之王”的美称。但盐作为基础通用调味品并不是万能的，如遇到腥膻味食材，盐便起不了多大作用。从史料记载来看，除盐之外，中国人最早使用的一种调味品是梅子。

　　《尚书·商书·说命下》有这样的说法：“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这是商王武丁对贤臣傅说所说的话，意思是，如果我做汤羹，你就是少不了的盐和梅。《尚书》所记已为现代考古发掘证实，多座商墓出土物中都发现了梅核。如据杨宝成、杨锡璋执笔的《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在编号为M284商墓中出土的一只铜鼎内，便发现了当年用于调味的梅核。

　　在商墓考古中，还发现随葬有大量狗、羊、猪、鸡等很多动物，以及鱼形、鸟形、动物形器物，可见当时人类的食材已很丰富。但这些带有腥、膻气的肉类，烹饪时除掉异味才好吃，这便少不了调味品。

　　梅子性酸，做出的菜品自然“酸味十足”。从先秦时普遍使用梅子这种调味品来看，“酸味”应该是其时的流行味道，人们喜欢喝酸味汤羹便是证明，不然武丁也不会拿“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来说事。

　　梅子作为调味品使用时，一般用青梅，除了做汤羹调味品外，做鱼、肉时也需用梅来去除异味。《晏子春秋·重而异者》所谓“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说的就是先秦人用梅子当调味品烹饪鱼肉制品的事实。

　　秦汉饮食突出“咸味”

　　《急就篇》记载：“葵韭葱薤蓼苏姜，芜荑盐豉醯酢酱”

　　从文献记载来看，现代烹饪中使用的大多数调味品，先秦时均已使用，如花椒、桂皮、姜、葱、芥、薤、韭等都上了中国人的餐桌。《礼记·内则》即称：“脍，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兽用梅。”可见，先秦时，对以辛香为主的各种天然调味品的开发和使用，掀起了中国美食史上的第一波“滋味”革命。

　　然而，在今天看来再寻常不过的调味品并不是当年先秦普通人可以享用的。直到秦汉时期人工调味品特别是酱、醋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寻常百姓才真正吃得有滋有味了。

　　秦汉时发明的人工调味品主要有用大豆、面为原料制造出来的酱、清酱(酱油)及豆豉一类，一经发明，便带来又一波“滋味”革命：以前不好吃、无法吃的食物，因有酱而能吃，好吃;而且，经酱调制后菜肴还“好看”，美食因此有了“色、香、味俱全”的烹饪要求——中国人的饮食中从此离不开酱系列。

　　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作儿童启蒙读物《急就篇》中，记述了当时饮食中常用的调味品：“葵韭葱薤蓼苏姜，芜荑盐豉醯酢酱。芸蒜荠芥茱萸香，老菁蘘荷冬日藏。”

　　酱并非秦汉时才有，与醋一样早就使用，但先秦时酱称“醢”，醋叫“醯”。醢用肉为原料，即“肉酱”，所以《说文解字》在解“酱”字时称：“从肉，从酉。酒以和酱也。”

　　醢为何后来改写成“酱”?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注《急就篇》中的“酱”字时认为：“酱之为言将也，食之有酱，如军之须将，取其率领进导之也。”意思是吃饭时少不了酱这种调味品，就如军队打仗少不了指挥将领一样。古人认为酱和醋的调味功能相当重要，宋人陶谷《清异录》中称：“酱，八珍主人也;醋，食总管也。”酱咸醋酸，秦汉人饮食风尚因酱而发生了“重口味”的巨变，秦汉及以后“咸味”开始突出。

　　随着原料的丰富，酱的品种和口味也在进一步发展。如明代以后，辣椒进入中国，“辣椒酱”又成为一道流行美味。

　　古人认为五味中“甜味”最美

　　《周礼》记载：“酸养骨”“辛养筋”“咸养脉”“苦养气”“甘养肉”

　　先秦时，中国传统饮食中的“五味”概念已深入人心，味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已被充分认识。《周礼·天官》中“疡医”条有这样的说法：“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

　　在五味中，古人认为“甜味”最美，故有“甜美”一词。古人用什么调味品让菜肴变得甜美?早期主要有饴、蜜、蔗浆等，到宋代时，现在常用的红糖、白糖已能生产，而且质量上乘。

　　在甜味调料中，“饴”使用最早。饴，即麦芽糖，现在仍有制作。饴的生产，应该在殷商时已出现，到西周时已是常见调味品和食品。《诗经·大雅》里的《緜》篇中，便提到了“饴”：“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意思是，周原土地肥沃，长出来的苦菜像麦芽糖一样甜。

　　到春秋时，比饴甜度更高更好的蜂蜜使用增多。与此同时，一切有甜味的果实均可用于烹饪。《礼记·内则》称：“枣、栗、饴、蜜以甘之。”这种烹饪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甜味调料还具有除臭解腥的功能，能缓和辛辣味所引起的刺激，增加咸味的鲜醇，行话称之为“提鲜”。另外，烹制时糖还可以加深菜肴的色泽，如烤肉时涂上糖，可使外表变成诱人的焦黄色。《楚辞·招魂》就曾提到用甜味调料制作美食的方法。在煮甲鱼和烤羊羔时，用甘蔗浆调味、着色，即所谓“胹鳖炮羔，有柘浆些”;而“粔籹蜜饵，有餦餭些”和“瑶浆蜜勺，实羽觞些”，则显示当时制作甜面饼时是用蜜蜂和麦芽糖;饮酒时掺蜂蜜喝，冲淡了苦味，让美酒更美。

　　江浙、四川等南方人做食品时最喜欢放糖，曹丕《与朝臣诏》中即有“蜀人作食，喜着饴蜜”的说法。这一饮食偏好，至今未改，如江南苏州、无锡、常州一带，菜肴以甜味为主，与齐鲁偏咸、淮扬偏淡、湖湘偏辣明显不一样。

　　唐宋时期“辣味”受宠

　　《七辨》记载：古人烧肉“芳以姜椒，拂以桂兰”

　　在五味中，含有挥发性成分的辛香调味品，对人的口、鼻刺激最直接，可极大地诱发食欲。这方面的材料主要有椒、桂、姜、葱、蓼、芥等，这些都是中国原产的本土调味品。其中，花椒和生姜最有特色，古人很喜欢，用得也多。

　　先秦人最离不了的辛辣调味品应该是生姜，时人吃饭时多少都要来点，即《论语·乡党》中所谓“不撤姜食，不多食”。在烹制牛肉等菜肴时，也总少不了生姜，且常与椒、桂一起使用。据东汉张衡《七辨》，汉代人制作肉类食物便是“芳以姜椒，拂以桂兰”。

　　但引发新一波“滋味”革命的并不仅有上述这些本土调味品，还有“胡味”。

　　西汉时，张骞从西域带回了蒜、芫荽(香菜)等，这些“胡味”让中国人最早品尝到了外来风味。再后进来的“胡椒”，则一直是古人眼里的高档调味品，尤以唐宋人最为崇尚。

　　胡椒原产印度西海岸，大概在明朝时引种中国，之前一直靠从中亚、南亚一带进口。胡椒的价值赛黄金，宋人陶谷《清异录·药谱》中便称胡椒为“金丸使者”。而黄金常见，胡椒难买。唐宋时，家里有胡椒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胡椒的特殊地位。据《新唐书·元载传》，曾官至宰相的唐朝大贪官元载被朝廷抄家时，竟然抄出了“胡椒至八百石”。明代爱国名臣于谦曾为此大发议论，他在《无题》诗中称：“胡椒八百斛，千载遗腥臊。”

　　在“外来风味”中，明清以后能对中国饮食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是“辣味”——辣椒的味道。辣椒原产美洲，在被西班牙香料商发现后移种欧亚，明代后期，辣椒被当作观赏花卉引种中国。讲究口味的中国人很快发现了辣椒的食用价值，尤其是一向嗜辛辣的四川、湖南等地，一改对花椒、生姜的依赖，恋上了辣椒，“无姜不食”变成了“无辣椒不食”。从此，“辣味”成川菜、湘菜等菜系的主打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