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出国留学获悉，2017年3月24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举行了“大金融，大监管”分论坛，东西方金融业监管者共同探讨了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方向。如何看待金融机构“大而不倒”问题?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应如何发展?当互联网创新和前沿科技日益冲击着现有秩序时，世界再次将目光聚焦金融监管上。究竟是分业监管还是混业监管更适合中国?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对原有金融监管框架进行了哪些改革?英国超级央行和美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各有哪些特点?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又会有哪些新思路?敬请阅读。
一.工商企业可以生死为何金融机构不能破产？
历史发展有一个这样的规律，就是一个强大而成规模的银行信贷部门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必要保证，但是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不可避免的会陷入银行“大而不倒”的怪圈。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吴晓灵发言中进行了批判。她反问，“既然我们允许工商企业生生死死，为什么金融机构不可以生生死死?没有生生死死就没有健康的机体。”
吴晓灵认为，既然允许金融机构破产，那现在的金融机构就不适宜变得太大，有些金融机构占据的市场份额应该缩小，才不会出现大而不倒的问题，金融机构不要长得太大了，出了问题让它倒闭就不会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
吴晓灵表示，金融监管防的是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不是个别金融机构的风向。即金融机构不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碰就全部倒掉。金融机构本身就是经营风险的机构。
吴晓灵同时给出了解决办法——打破刚性兑付，允许金融机构破产。她说，金融当局都在力图挽救金融机构不让破产，最后是什么结果?当金融机构扩张的时候如果不允许破产，多余的流动性永远不会被消除掉。个别金融机构的破产既是对市场风险的提示，也是消除市场坏死的创口。
她指出，如何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在于要有信息的透明度，让监管当局来分析这些信息。
二.强监管：把灰尘扫到地毯下面就干净了吗？
市场有言曰：不能让过度监管架空“互联网+”。这不仅仅是在科技行业，在传统的金融业亦是如此。中国进出口银行前董事长李若谷表示，我们都想达到既保持金融稳定，又能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这样一个结果，这是很理想的结果，我们只能无限趋近于这个结果，但是很难达到这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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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巴曙松称“金融监管目标和相关机构的目标必须要有一致性，就是要激励相容。总体上强化宏观审慎，覆盖更多风险，方向是对的。但微观的市场结构、金融结构、业务结构不一样，导致实施过程中，关注的重点有很大差异。”
巴曙松补充道，如果要商业银行严格执行了宏观审慎监管的各项指标，需得保证“必须至少要3.5的净利差，才能完整的实施所有的监管指标的要求，否则我们的这些金融机构就会肯定想其他的办法，比如影子银行。”“是不是把灰尘扫到地毯下面，我们看不见了，地毯就干净了呢?也未必。”
三.央行到底应不应该“统一包办”？
自2016年起，央行将现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 (Macro Prudential Assessment，简称MPA)之后,央行统筹“大金融监管”或将浮出水面。
中国进出口银行前董事长李若谷主张央行统一监管。他表示，中国的金融市场仍在发展中，目前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差距，所以很多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一致也是较正常的。因此中国要有一个自己的金融监管模式，这样也便于将来能够和国际接轨的监管标准接轨。
李若谷还对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作出了警示。他分析，在还没有意识到巨大风险时，互联网金融就慢慢发展起来了，随着整体系统里运转资金的走高，监管漏洞、技术问题、黑客问题等可能都会成为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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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CEO Ian JOHNSTON对此表示异议。他称，金融监管中一个比较聪明做法，是把央行和央行的监管给分开。央行负责的货币政策和货币的增加，但是还会有一个单独的银行监管机构。很多的国家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也就是把央行和对于银行的监管这两个职责给分开，这是很奏效的。
吴晓灵补充，大金融监管，不是单凭监管部门的协调就能彻底解决现行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监管当局应该在监管理念和对金融产品的认识上更加统一。她表示，“比如说，目前理财产品乱象和资本市场发育不全的原因，就是对证券的认识不统一。资管产品在法律上应当是信托，在金融产品的性质上是证券。如果对这一根问题的认识不统一，各部门在协调会议上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四.标题党我们能从这些国家中借鉴些什么？
日本金融厅副长官 Ryozo HIMINO在发言中分享了日本在金融监管中的两点经验：第一，金融的稳定性非常重要，但也需要可持续性的发展，日本并不想让全球经济陷入到日本曾经出现的几十年的停滞不前中去;第二，日本现在在(FSB)下有141个相关的委员会的工作就是不断加入新的监管条例，如果141个医生同时在治疗病人的话，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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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保诚集团CEO Mike WELLS表示，金融监管政策需顾及参与主体多元化风险的平衡。以英国保诚集团为例，英国保诚集团面临着社会政策变化带来的政策风险，面临着对资产端客户的投资风险，面临着对资金端客户的承兑风险等，监管当局在制定监管政策时，需充分考虑参与主体多元化风险的平衡。
Plymouth Rock 保险董事长、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前主席 Jim STONE则间接表示，过多的监管条例往往是错的。他说，“美国对于2017年的预测，觉得是有数以百计的监管条例，但是他们到底对于经济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作用，有很多的监管条例，其实有点像实验室里面的监管。我们觉得这种实验室的监管经常被证明，在美国证明是错的，中国往往更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