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半月谈电子版：进食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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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圆想摆脱绑架。为此，她曾多次尝试自杀。她用脑袋撞墙、开煤气、甚至想过跳楼，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是吞了几十颗安眠药。

　　药片吞下去后，徐圆躺在床上，双手放在胸前。按照设想，她很快就会睡去，在不知不觉中离开这个世界。这是她总结的“最舒服”的死亡方法。然而，肠胃的绞痛感很快侵袭了她，大滴的汗珠顺着头发流下来，身体也蜷成了虾米状。她翻来覆去，小心翼翼地不去惊动家人。她已经下了决心，如果被发现，这注定又是一场失败的自杀，而她又将继续被绑架。

　　挣扎了两三个小时后，徐圆还是选择了放弃。她用尽气力把手伸进嘴巴里，搅动着喉头，将安眠药吐了出来。这是她再熟悉不过的动作。在自杀前，她曾8次用此方法将大量的食物抠吐出来。药物被胃液浸泡得变了形，勉强还能看出形状。“我当时特别得绝望。我的肠胃竟连安眠药都没有办法消化了。”她回忆说。

　　绑架徐圆的是食物。徐圆是典型的神经性贪食症患者。神经性贪食症是进食障碍的一种，属于精神类疾病。这类患者存在反复的暴食以及暴食后不恰当的抵消行为，如诱吐、滥用利尿剂或泻药、节食或过度运动等。

　　从1950年代开始，人类就开始受到进食障碍的困扰。这种危及人身性命的疾病在西方国家很常见，科学家和研究者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研究它的发病机制，探究其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文化层面的成因。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进食障碍的患病率在很多相对富裕的非西方国家中迅速增长，包括中国。

　　“炼狱”，徐圆用这个词来形容自杀之前的经历。早上一睁眼，她迫不及待地跑到冰箱前，找出5根玉米，有的玉米粒结了冰，她就一口一口嘎嘣嘎嘣地嚼碎咽下去。“我不在乎好不好吃，我只是想吃。”随后，她又泡了四碗泡面，吃了两大袋500克的吐司，点了两份全家桶和各种小食，吞掉了三份250克的冰激凌，直到胃里塞不进任何东西，进食量达到5公斤左右。

　　吃完后，徐圆艰难地挪到马桶前，通过催吐来清除食物。她的腮腺和下颌腺则因反复的咀嚼和呕吐变得肿大，牙齿也被胃酸腐蚀得斑驳、脱落，眼周的毛细血管因为反复急速扩张爆裂开来。过了大半个小时，胃里的东西吐干净了，徐圆才停下来，不敢抬头看镜中蓬头垢面的自己。“我的整个生活完全被食物绑架了，生活的中心只有食物，我吃了就觉得很开心，吃不到就会崩溃。你让我吃你就是我朋友，你不让我吃你就是想害我。”在向记者回忆这件事时，她平缓了下呼吸，停顿了一下，“我当时特别厌恶自己。我就想，要不，就算了吧(指自杀)。”

　　“感觉被食物拥抱了下”

　　很长一段时间内，徐圆害怕坐电梯。她的右手指节上有明显的疤痕，那是抠吐时被牙齿划伤的痕迹。她觉得伤疤特别刺眼，按完电梯钮后会将右手迅速缩回到左手掌心里，低下头，不停地揉搓着。“我害怕别人知道我的黑暗秘密。”

　　徐圆的“黑暗秘密”与继母的到来有关。早在几年前，她的父母就离异了，徐圆跟着父亲生活。继母和弟弟的到来让徐圆觉得无所适从。她内心虽然抗拒，表面上却处处讨好继母。继母做的菜很油腻，她也吃得一干二净，还争抢着去洗碗、打扫卫生、倒垃圾。“我害怕自己任何一点举动，可能显示出对她的不喜欢和排斥。”父亲对她很满意，还夸她懂事。但背着家里人，她会把食物偷偷地吐掉。

　　徐圆已经记不清是从哪里学的“催吐”手段，却越来越热衷于这种“吃了吐，吐了吃”的游戏。游戏带来的快感在她第一次暴食后得到了升级。她一口气吞了12只蛋黄肉粽，然后用手不停地戳喉咙。呕吐有些不太顺利，她紧张得脖子僵硬，眼睛爆泪。然而看到马桶里吐出的还没消化的肉粽，她仍有一丝窃喜，“我觉得像掌握了什么技能，很满足，吃了也不会胖。”

　　在循环反复地演练中，她的“催吐”手段也练得炉火纯青。为了吐得更干净一些，每次进食后，她会喝大量的盐水;有时候吐不出来，她会去闻塑料袋以及轮胎橡胶的味道，以达到刺激肠胃的作用;她甚至发明了一种方法，即用保鲜膜去触碰自己的小舌头，“想到什么方法都会去试一下，然后会发现，哇，好好用啊。”

　　在吃东西上，她也摸索出了经验，而不是像刚开始的时候看到什么就吃什么。 她会先吃一些香蕉、玉米打底，随后再吃一些面包、肉蛋、零食之类的，每一种食物都不会混在一起吃。“这是在做标记，吐得时候，一层层吐下来，就可以确定是否吐干净。”有了经验的徐圆已经很少进食糯米制品，“它们很沉，很难吐出来”。

　　徐圆还找到了与她有类似境遇的伙伴——在百度贴吧“催吐吧”里，这个群体有3万人左右。他们的生活都围绕着“吃”进行，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暴饮暴食，然后想方设法吐出来。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行事规则，即群体之间可以分享经验，却不能将秘密告诉外界，否则将被成员攻击谩骂。为了不被知晓，他们多使用“隐语”：彼此自称为“兔子”(取“吐”的音);暴食被称为“撸”;吃完之后吐出来的过程则是“生孩子”，很多人一天要生四五次。群体很多成员喜欢在“撸”和“生”的时候进行记录。他们的催吐方式让徐圆大为惊叹，去淘宝上购买胃管，然后从口腔一直插到胃部，让食物倒流出来。还有人会提供教程分析，“比如说，直径12mm的管子可以将肉类吐出，但是吃得时候一定要嚼碎。”

　　西方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进食障碍的患病率为0.5%~1%，其中90%~95%都是女性，发病年龄在12~25岁。患病高峰年龄为13~18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曾于2007年对成都市区1486名女性大、中学生进行过有关进食障碍的相应调研后估计，进食障碍患病率为3.32%，在大学、初中和高中组中，高中组的患病率高达6.953%。

　　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患者多数没有经济能力，除了依靠父母给予的生活费用外，他们也会想方设法满足他们对食物的渴求。一些餐厅为了积聚人气推出的试吃活动是不错的选择。“很多餐厅会打出吃到多少钱免单的口号，兔子们会相约而去。”徐圆参加过不少次，她熟悉所在城市每个有类似活动餐厅的路线。为了省下五六百乃至上千元的用餐费用，徐圆一次要进食5到6公斤食物，并以此自得。“吐出继母的食物，再吃别的东西，会有一种报复的快感。”

　　与徐圆的报复性目的不同，李月的进食则完全是为了缓解压力。2015年，22岁的李月到美国留学，寄居在舅舅家里。舅舅是个古板的人，对她的很多行为看不习惯，比如“第一次在他家吃披萨就吐了”，觉得她很娇气。舅妈让李月更困扰，当着舅舅的面对她客气有加，背着舅舅则指责其“白吃白住”，还会在舅舅面前说她“不懂事，难伺候”，有时候稍微回家晚了也被指责出去鬼混。

　　李月觉得委屈，有一天凌晨5点，她坐在公交车上，跟父母在电话中哭了一路，并提出要搬出去住。父母并没有在意。被舅舅知道后，还指责她的父母“不懂事”“纵容孩子”。这样一来，父母愈发觉得她不争气，“生了你这么一个孩子，我们对你那么好有什么用?”

　　李月走在路上，特别无助，“你发现，从小到大，你学的道理，父母教你的事情，都不足以让你更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了。”路过一家快餐店的时，她走了进去，点了一个12寸的三明治，吃完之后又点了两个，边吃边流泪，“你没有朋友，一无所有，甚至觉得自己死了都没人知道。吃得时候感觉内心那个很无助的小孩，被食物拥抱了一下，像是被陪伴了，有了安全感。”

　　瘦成为一种资源

　　相比于李月从食物中获得的陪伴感，对食物的掌控给予了彭玉极大的成就感。彭玉是神经性厌食症患者。与贪食症暴食清除的特点不同，厌食症患者则用节食等各种方法有意地造成体重过低，拒绝保持最低的标准体重。

　　几乎和所有的厌食症患者一样，起初，彭玉只是想减肥。减肥的原因也很简单，只因为班里的一个男生称呼她为“小胖子”，并说她“眼睛小、雀斑多”。尽管当时她也仅有100斤出头，但还是给自己定下了目标：瘦到85斤。

　　从此开始，彭玉的生活变成了一连串的数字：早饭喝250毫升的脱脂奶，为了计算毫升数，她甚至在碗上用刀划了个记号;午饭只吃一个苹果;晚饭一杯100g的酸奶加一个苹果;晚饭后进食10个杏仁或者腰果。她拒绝主食和肉，甚至连土豆也不吃。

　　彭玉的体重很快到了85斤。周围的同学都说她瘦了，开始叫她“小瘦子”。她变得前所未有的自信，有着十足的掌控感，并十分享受饥饿的感觉。她没有打算停下减肥，她想更瘦。她的房间贴满了各种减肥妙招，并用红色的笔对重点部分做了标记，如“下午3点后不能进食”“睡前做平板支撑两分钟”等。在这些纸张间，还有一张她最喜欢的明星郑爽的照片。郑爽被媒体爆患有厌食症，脸上几乎没有肉，像一张纸包裹着整个脸部的骨骼。

　　彭玉继续减少食物的摄入，最极端的时候，一天只会吃100多克的煮南瓜。此外，她开始爬楼梯。课间休息10分钟，她会从1楼爬到5楼，来回5次。在这期间，彭玉的例假停止了，便秘非常严重，只能依靠泻药。她开始变得极端易怒，芝麻点的小事都能让她暴怒很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她开始大规模地暴食。长期的节制让她面对食物像饥饿已久的野兽，只要是食物就一扫而净。

　　1996年的一次世界范围内的进食障碍流行病调查显示，减肥是进食障碍发病机制中主要的危险因素，大约有30%~60%的青春期少女试图通过节食来减轻体重，有大约7%到12%是极端节食者。

　　进食障碍最先出现在欧美国家。二战后，食品加工业努力地挖掘人类对于食物的天生渴求，他们促使人们变得越来越胖。1948年，心脏研究专家开始关注肥胖对心脏的影响，之后的很多有关冠心病、高血压的研究均证实肥胖是一个很重要的致病因素。瘦开始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对肥胖的恐慌促使人们开始推崇“以瘦为美”的思想。

　　实际上，从1960年代开始，“以瘦为美”的观念作为一种文化理想就已经扎根了。1966年，当时的世界名模崔姬身高1.67 米，体重只有82斤，却被英国媒体塑造成所有想摆脱一成不变的家庭主妇生活的女人们的偶像。“新模特时代”自此到来，瘦如平板的模特在时装界大行其道，这再次强化了脂肪和时装之间的联系。而往前推10年，玛丽莲·梦露那样丰满凹凸有致的身材才是时尚。

　　对瘦的极致追求直接导致了个体的减肥行为

　　，服务产业则最大程度地发掘人类对瘦的渴望。两者相互配合，致力于强化这样的认知：个体是能够驾驭身体的，无论是衰老过程还是身体胖瘦。这促使人们迈出了滑向厌食症与贪食症危险的第一步，也使得进食障碍被学界视为最具文化色彩的疾病。

　　1983年，曾经红极一时的流行轻柔摇滚乐队“卡朋特”的主唱凯伦因为神经性厌食症死亡。她被厌食症折磨了近10年;1997年戴安娜王妃逝世，使人们也开始关注到她从20岁开始就为之困扰的贪食症。伴随明星人物的八卦新闻，进食障碍作为一种疾病开始在欧美国家被知晓，并将其看成一种流行的疾病。

　　《柳叶刀》杂志2016年4月份刊出的一篇文章《巨大的问题：进食障碍》指出，欧盟大概有2000万进食障碍患者，每6~7个年轻女性中就有一人患有进食障碍。每年因此产生的经济负担高达1万亿欧元，高于焦虑症和抑郁症。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研究者们依然认为，进食障碍依然局限于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并没有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此，当北医六院医生张大荣开始从事进食障碍方面的研究的时候，西方的医学专家们质疑她是否有在中国研究的必要，他们认为，进食障碍看上去似乎是一种“西方病”。

　　那时，进食障碍患者和其他精神病患者一些收治在联合病房里，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70多人的病房里最多也只有三四位进食障碍患者。2000年之后，这一数据飙升。北医六院进食障碍病房主任医师李雪霓在她的一篇论文中提到，2001~2005年，北医六院收治进食障碍住院患者104 例，是1993年~2004年总和的3倍。2011年，北医六院成立了以收治进食障碍为主的专科病房，单日收治病人最多达24个，2015年一共收治了250名患者。“最近10年进食障碍的患病率是在飙升的。”张大荣说。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未有关于进食障碍的全国性的流行病学调查。但1997年亚洲卫生行业人员的非系统调查显示，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日本和香港，进食障碍的发病率接近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微信公号“一滴”是专门针对进食障碍患者自助的公号。它的运营者曾经是一个贪食症患者。公号自2014年开始运行，订阅数超过15000，文章打开率平均超过30%。运行者何一对公号的粉丝进行了统计，发现绝大多数用户是患者，只有少数是家属和医护人员。“90%的用户都是年轻女性，这跟国外流行病学调研数据是吻合的。”

　　一项在中国大陆3~15岁儿童中进行的调查显示，他们对体重的关心程度、身材不满意度以及非正常饮食习惯与西方同年龄人并无显着的区别。在这些来自中国大陆和西方的儿童中，超过一半对他们的体型不满(尽管他们拥有健康的体型和身材)，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于中国以及西方的大学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