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管理者和办学者真正对教育感兴趣的不多，只是为了向上面负责
许田认为，中国现在的教育体系是完全西化的，但是并未真正把西方的教育体制学好，同时又遗失了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这是因为教育管理者和办学者真正对教育感兴趣的不多，只是为了向上面负责，不出事就好。”许田说，中国有些大学校长，还有自己的实验室，还要抢课题，还要申请经费，“是否全心全意做校长？”他指出，这和中国大学校长的任期制有关系，“最多干8年，当然要找退路了。”
“在美国，民间和政府都在办教育，而且最好的学校大多是民间的。而中国并不是没有民间自由办学的传统。”许田说，从春秋时期的孔子讲学、宋明时期的书院到新中国建立前广布农村的私塾都是民间自由办学的典范。“最好的教育都在民间，民办教育的好处有很多，第一就是形成良性竞争，有活力，完全官办的教育很难有竞争；第二是能够建立监督机制，确保每一笔教育开销的使用效率。”许田说，如今要在北大、清华搞改革很困难，但是如果有了来自民间的竞争，情况就会好很多。
据悉，自2003年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来，大部分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民办学校情况并不乐观。据统计，2007～2009年间，上海民办学校由202所萎缩到134所，沪上个别民办学校的骨干教师流失率近50%。在今年的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人大代表周星增就为民办高校的教师“叫屈”：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教师和公办享受同等法律地位和权益，但事实并非如此，“公办教师享有事业单位编制，民办教师却是企业编制，不但退休待遇和公办不同，教师在心理上也容易遭受打击，觉得自己不是真正的老师。”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认为，在我国教育界，民办与公办，因出身不同，而待遇、地位迥异，纵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开宗明义讲述发展民办教育的重要意义，积极鼓励社会资金投向教育资源，但在现实中，民办学校始终感受低人一等，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无法享有与公办学校一样的权益。
“美国的大学教育基金数额富可敌国，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间已经渐渐聚集起了一批关注教育的力量，它们需要得到更好的运用，政府也要转变思路、努力引导。” 许田教授说。
在漫长的应试教育征途中，贫困家庭的子女已被变相剥夺接受教育的权利
而对于教育平民化，许田则引用了孔子的“有教无类”的观点，“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没有高下贵贱之分，国家应该大量选拔人才，而不是只有精英的小孩才能接受精英教育”。许田担忧地说，如今在教育平民化这点上没有上世纪80年代做得好，他举例说，自己的大学同学中，有的真就是放牛娃，“拿到通知书时还在放牛呢”，但现在的大学里却很少能看到穷人的孩子了，“现在的教育存在太多隐性消费，我还会常听到家庭困难的孩子上不起大学的事情。”
实际上，从小学到大学，巨额的教育隐性开支已经让中国大部分的普通家庭压力重重。在这漫长的应试教育征途中，贫困家庭的子女已被变相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
近年来，尽管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所需花销有所减少，但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父母对传统学校教育以外的教育项目越来越关注，教育被列为家庭消费压力最大的项目之一。
然而，自1993年国家提出教育投入占GDP的4%的目标却一直未能实现。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胡瑞文等在课题研究中提出，根据测算，2020年我国全社会教育总投入需占GDP的7%，才能保障我国教育事业在2020年完成扩大规模、提高普及水平、推进均衡发展三大任务。
胡瑞文指出，30年来，我国教育经费虽然有了快速增长，但与世界中、上等收入国家相比，我国人均教育经费的绝对值和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的相对值都较低，教育经费短缺依然是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再穷不能穷教育”的传统思想下，一边是家长疲于担负高额的教育费用，一边是国家教育投入占4%的目标未能实现，教育平民化步履维艰。
“教育是30年改革最少的领域，现在正是教育改革的好时期。”许田教授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就还是在经济领域。要说阻力大，30年前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比现在多得多，但那是下了决心做的。而现在，国家富强了，民间有资本了，正是改革的大好时机，创新教育改革可以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