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佩：举国之力
经历过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日籍华人联谊会会长张永祥说，汶川特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遭受的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灾害损失最大的一次地震灾害，在这么短的时间基本完成恢复重建，全球没有先例。这说明表明中国政府应对各种风险、驾驭各种复杂局面、科学规划统筹的强大能力。震后三年间，中央新的政策覆盖灾后恢复重建全域全程，展现了一个“服务型政府”和“责任政府”的务实作风。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对自然巨灾的应对，反映了这个国家和政府的一些综合性的能力，也反映这个国家体制上的综合优势。他对照此次日本遭遇的地震、海啸，指出在灾难中日本国民展现了一流素质，但官僚体制明显缺乏效率，政客们无休止地勾心斗角，不负责任，才导致核泄漏灾难加剧。
《现代中国报》总编辑郭均成感慨道，中国历来被认为是一个权力相对集中的国家而频遭非议。但在面临危难时，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却展现了出来，包括动员能力强、决策效率高、执行能力强等。与联邦制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的优势在灾后重建方面表现得很充分，并获得国际媒体的高度评价。他说，灾后恢复重建是对中国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和物质保障能力的一次大考验和大展示。中国在短时间内动员巨大的力量投入，这是其他任何制度所不能比拟的。举全国之力应对巨灾，是灾后恢复重建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政府的执政能力也存在极其严峻的考验中得到了大幅提升。
感奋：最佳案例
日本太阳升集团董事长吕娟强调，中国没有美国那样的雄厚财力，没有日本那么丰富的抗灾经验，但四川灾区三年基本完成恢复重建，这在抗震救灾史上也堪称奇迹，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灾后重建的最佳范例”，为人类抗击特大自然灾害的精神宝库增添了厚重的一笔。
日本徽商协会会长王祥林说，中国的巨大成功对日本灾后重建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样本。中国政府也一再表示将尽力帮助日本灾区重建，分享中国经验。这是一种“亚洲一家人”的高境界。在他看来，中国制度层面的优势，科学规划为先导的科学重建理念，非常值得各国借鉴。中国重建安民、重建利民的思路，令灾区迅速“再生”的对口援建，都是独特的创新经验。以汶川重建为案例，中国灾后重建实际上集纳了“中国探索”、“中国力量”和“中国道路”的一场新的实验，树立了世界灾后重建的典范，中国的宝贵经验和智慧应在世界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