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埋怨大众。大众正在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他们有权利只考虑眼前的事情。同时，应该有人去考虑长远一些的问题。这是一种社会分工，与精英和民粹没有太大的关联。有些人的虚名，或者因为虚名而产生的实利，就应该来自他们考虑了大众没有考虑的问题，承担了大众没有承担的精神痛苦。
假如有人不愿再承担精神上的痛苦，他们可以选择退却，让新来者承担这一社会角色。但是，假如有人不愿意承担痛苦和风险，却仍然以记者和学者自居，这就是在欺世盗名了。至于那些歪曲事实，模糊逻辑，倡导遗忘，麻痹社会，降低社会肌体的疼痛感的人，应该被称为记者和学者中的败类。
把事件记录下来，这是一种无奈，是我们在有些时候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同时我相信，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在《呐喊》的自序里，鲁迅先生记录了现在已经被熟知的他与钱玄同先生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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