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广场舞重在“礼乐并举”
因为舞曲伴奏扰民，广场舞曾被周边小区的高音炮、钢珠枪“狙击”。因为空间资源稀缺，还有不少地方出现过广场争夺战。广场上对翩翩起舞、健身锻炼“喜闻乐见”，广场边却是对噪音扰民、挤占场地的“咬牙切齿”，广场舞在成为“草根”文化亮点的同时，也成为公共生活的痛点，更成为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空间拉锯战的缩影。
如何跳好广场舞?近日，文化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着力引导、规范“失序”的广场舞。通知指出，既要“科学规划、优化布局”场地，为广场舞创造良好条件，又要对广场舞规范管理，“制定人性化、针对性强”的管理办法，同时，还要“培育一批具有导向性、示范性的广场舞品牌活动，实现城乡基层广场舞活动健康、文明、有序开展”。
政府“领舞”，并非管得太宽，而是因为邻接私生活的广场也应有边界，需要作出恰当的界定。广场从来都与公共生活紧密联系。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开始，广场就是集会议政之处，是公共生活的代名词，广场的秩序也是社会秩序的风向标。但是，在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嵌接更加紧密。公共生活越界，私人生活不胜其扰;私人生活“舒广袖”，则又挤压了公共生活的空间。也有地方出现过广场的自发治理，比如舞者各自戴耳机上阵，既能自娱自乐又能不干扰他人，成为广场上的创新。但是，这样的举措并没有形成广泛的示范效应，公与私“短兵相接”的刺耳之音依然不绝于耳。因此，当广场舞的发展从小众到大潮，治理者出手引导非常必要。
与以往的分头治理不同，此次四部门联合发文引导、规范广场舞，可以看作是培育新的公共生活、完善基层治理的重要探索。《通知》既着力解决“扰民”和“占地”问题，也强调要“将广场舞活动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纳入当地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如此一来，跳好广场舞就有了治理意义——在城乡巨变、社会转型的当下，如何培育和引导新的公共社交?如何激活现代中国的公共生活?
随着我国城镇化加速，一方面，城市生活普遍“原子化”，“大院生活”几成回忆，“失去组织”的状态让不少人失落，社交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乡村治理也面临人与人的隔膜问题，曾经见于祠堂、庙会、集市的传统公共生活日渐衰微，一些发达的农村甚至开始步入“陌生人社会”。而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如何让更多老年人安度乃至欢度晚年已经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每每看到那些关于寂寞老人的公益广告，我们除了唏嘘，更应思考如何丰富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应对群众自发探索出来的广场舞，多一些社会文化视角的观照，在引导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实现治理现代化，需要有效市场，也需要有为政府。郑樵在《通志》中写道：“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打扫干净广场再跳舞”，归根到底是为了“礼乐并举”。引导、规范广场舞是“礼”，让广场上众乐乐是“乐”。当作为社会规范的礼与作为精神根基的乐齐奏和鸣，公共生活才能欢乐和谐，现代治理才有基层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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