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在我离开尼日利亚前往美国读大学的时候，我又想到了这件事。我那时19岁，我的美国室友当时完全对我感到十分惊讶了。他问我是从哪里学的讲一口如此流利的英语，而当我告知她尼日利亚刚巧是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时候，她的脸上则是写满了茫然。她问我是否可以给她听听她所谓的“部落音乐”，可想而知，当我拿出玛丽亚凯莉的磁带时，她是何等的失望，她断定我不知道如何使用电炉。
我猛然意识到“在他见到我之前，她就已经对我充满了怜悯之心。她对我这个非洲人的预设心态是一种充满施恩与好意的怜悯之情。我那位室友的脑中有一个关于非洲的单一故事。一个充满了灾难的单一故事。在这个单一的故事中，非洲人是完全没有可能在任何方面和她有所相似的;没有可能接收到比怜悯更复杂的感情;没有可能以一个平等的人类的身份与她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