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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过后，湖北两位学霸任性而励志的新闻火了。2013年9月，新洲一中邹英杰以664分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精密仪器和技术专业。两年后，因对专业不感兴趣而退学。今年，他以总分705分的新洲状元身份考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邹英杰复读时的同班同学王琛琪，2015年9月以678分的成绩考入北大医学部，上学不到一个月，因所选专业不合适选择退学。今年再次考入北京大学，准备就读信息科技专业。两名学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退学原因不为其他，只为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专业。
学霸因为专业退学重考，固然称得上任性，从现在的结果看，人家也的确有任性的资本。至于说励志，恐怕就有点扯了。且不说这样的“壮举”一般人根本难以复制，新闻中两位学霸“退学重考”的举动本身，是不是值得提倡?我觉得也需要商榷。
从公共资源的角度，在现行的招录机制下，从清华、北大“退学重考”，意味着必然挤占了名校在地方原本就很稀缺的计划名额。就个人而言，人生有多少年华可以挥霍?尤其考虑到具体情况，如新闻中邹英杰自己说的，“爸爸妈妈一直在广东打工，我决定重新高考后，他们也决定回家打工陪着我。”因此，在看似完美的“结局”背后，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样的选择，成本其实并不小。当然，既然没有法规禁止“回炉高考”，如何选择终归只是个人自由。但新闻中说得明白，两位学霸之所以不顾“成本”重考，“只为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专业”。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看似并不过分的要求，难道只能通过“回炉高考”才能解决吗?
目前咱们的高考录取机制以学校为投档单位，专业安排上有很大的随机性。对多数普通学生来说，填报志愿时如果只凭感觉对某专业有兴趣，未必是真正的感兴趣。只有真正接触到这个专业的时候，了解多了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这个方向。印象中，随着这些年教改，高校内部转专业的限制已放开多年。2005年，教育部便出台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明确“学生可以按学校的规定申请转专业。”如今，新闻中两位学霸“回炉高考”的新闻，显然提醒我们，尽管目前全国大部分的高校都已经开设了进校二次转专业的种种机制，但学生专业选择固化的老问题依然存在。
关于这个问题，原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著名教育学者王义遒曾对媒体披露，“从教育部层面来看，转专业并无政策障碍，主要还是各校内各院系之间的问题。”目前我国高教体制“计划色彩”依然浓厚，包括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在内，绝大多数高校招生、培养和管理制度均以专业为中心，资源按专业划拨，教师、教室、实验设备、图书资料等按专业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专业培养机制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专业选择牵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需要在教育理念、课程安排、教学管理、学生管理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而为了“方便管理”，高校往往更喜欢最大程度保持原来“一考定终身”的专业选择模式。具体来说，为了防止学生自由转专业带来的“乱象”，严控比例便成为常见的手段。比如，目前国内高校普遍规定，只有在原专业名列前茅———比如前5%或10%的学生才具有转专业资格。而那些因为对专业没有信心和兴趣导致成绩不好的学生呢?又没有转出的资格。能转的无需转，想转的不够格，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
舆论关于限制学生在校内自由转专业，有不少声音：比如，担心某些专业教学力量有限，如果学生一窝蜂转进来，难以保证正常教学;担心有的学生盲目追求热门，一旦扎堆，不利于将来就业;担心有的只从学生功利出发选专业……这些问题是否存在呢?当然无需否认。但这些问题是不是完全无解，甚至只能通过某些“一刀切”的限制手段来严控?恐怕不是这样。国外名校的例子，我就不举了。以国内为例，中科大数年前就开始执行“百分百满足学生转专业”的完全放开政策。本科生入学后至少有3次自主选专业的机会，学生只要通过了由各专业教授组织的面试关，就能够如愿转成专业，并不需要转出院系的批准。几年来实践证明：学校并未出现学生向某些热门专业过度集中，导致教学资源失衡的局面。总体上学生的选择越来越理性，各专业转入转出人数基本持平。
高校专业培养机制改革，正如有教育学者所言，最终考验的，是高校“以学生为本”还是“以管理为本”，是为了人才养成还是仅仅为了完成教学计划。 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还是在于如何向现代大学制度转型，真正把学生放在中心，把育人本身放在中心。 当然，高校内部完全放开转专业的前提条件，也需要有规范，真正让学生能在自己想学的专业里发挥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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