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4
在卢森堡，安赛乐米塔尔集团所属普莱莫瑞克公司，将集团四家钢铁厂产生的废渣、粉尘集中处置，不仅实现污染物质的零排放，避免损害公众健康和污染环境，而且利用独家专有技术从中提炼出生铁和高含量的锌份，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在挪威，BV生物柴油公司利用菜籽油生产低燃点生物柴油，其产品不仅供应传统的石化加油站，而且在全球范围率先建立起独立于石油公司运营的加油站，为顾客提供纯度为百分百的生物柴油，政府则以免收其所得税的方式予以财政支持。
在德国，从1991年起历时8年，由政府出资6亿马克，在联邦议会大厦屋顶安装了3600平方米的光伏发电装置，设计建造了议会议事大厅自然采光系统和地热通风联合发电及热回收系统，使议会大厦能耗和运转费用大大降低，整个大厦设备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从7000吨最低可减少到400吨，从而使这座有 100多年历史的老建筑成为德国最“绿”的建筑之一，更是一个由政府出资的环境教育课堂和节能减排的示范基地，每日吸引近万名游客亲身体验绿色节能建筑的神奇。
资料5
中国是个能耗大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环境、资源约束压力越来越凸显。“十二五”规划对节能减排提出了新要求，对优化能源结构提出了新目标。如何加强节能减排，如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如何发展新能源，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也成为政协委员们思考最多的问题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指出，为了完成能耗目标，2012年下半年一些地方一度出现拉闸限电、企业停产的现象，这带来了生产受限、生活不便等负面影响，违背了节能减排的初衷。
胡四一认为，节能减排要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要靠转方式、调结构，要靠节能意识和节能行动来实现。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能源局副局长钱智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节能减排还要解决企业动力不足的问题，如何建立一种机制，或出台更多政策支持，让企业有动力自发进行节能减排，这是急需解决的。”
国务院提出，到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需提高到11.4%.而此前国家能源局曾公布，到2015年，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可由2009年的70%以上下降为63%左右。虽然煤炭消费比重下调，但中国依然呈现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韩修国提出，对待煤电、火电等传统能源产业不能一味反对，要进行改造升级，要在发展中解决环保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则建议加强煤炭需求管理，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按照“控制东部、稳定中部、加快西部”的思路，尽快形成中国煤炭资源梯级开发利用格局。鼓励大型煤炭企业与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共同组织开展技术攻关和新技术推广。
民盟中央的一份集体提案建议，在条件成熟时出台新的限制能源消耗以及开展能耗评价方面的法规与政策，建立不同行业不同系统的能耗评价标准体系、管理与监督条例、实施细则等，加强对能耗与能源使用效率的评价、监督工作，以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传统能源消费占比下降，为新能源发展预留了空间，中国在发展新能源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然而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不少政协委员提出，新能源发展不能变成“两头在外”的打工模式，即核心技术在外，应用市场在外。
以光伏产业为例，2009年，全球太阳能电池产量10.7GWP,中国占48.7%,已居世界首位。但中国光伏产业的相关生产设备却高度依赖进口，装备国产化率仅为10%.在消费方面，中国的光伏产业出口的依赖较大，国内消费量仅居世界第十位。
钱智民注意到，能源行业的突出问题是整个行业没有一个能源科技规划，也没有完整的研发组织体系和相应的资金支持。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在回答媒体问题时也指出，新能源技术更新非常快，若不加强高新技术的自主研发，就只能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困境。
针对国内新能源应用市场规模较小的问题，不少委员认为高成本导致的高定价是主要原因，国内市场接受不了。全国工商联就针对光伏发电产业提出集体提案，建议尽快制定合理的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提案指出，光伏发电在实现节能减排的同时，却没有享受到相应的政策补贴，这就使得发电成本相对较高的光伏发电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因此，光伏企业期待固定电价、国内市场大规模启动等理性产业政策的出台，合理的电价政策补贴将是光伏产业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资料6
“合同能源管理”(简称EMC)是当前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市场化节能管理模式，对于促进全社会节能减排有重要作用。
据测算，我国每年节能潜力可达2.5亿吨标准煤，节能产业具有上千亿元人民币的市场容量。虽然我国的节能成效每年都有较大幅度上升，但单位CDP能耗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例如日本万元GDP能耗为0.18吨标准煤/万元，而上海为1.18吨标准煤/万元，差距中显示出巨大的节能空间。
过去，我国节能管理采用的是政府节能主管部门、各级节能服务机构和企业节能管理部门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越来越不适应节能管理的市场化趋势。节能产业在中国发展得非常缓慢，目前全国节能市场的规模仅为4~5亿元人民币，引导和促进节能机制面向市场过渡和转变成为当前我国节能领域最迫切的任务。
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兴起了一种新的市场化节能机制EMC,由专业化的能源服务公司与被节能改造的客户签订合同实施节能改造和管理。对节能公司而言，以分享项目实施后的节能效益来获得利润并收回投资，相当于把埋在浪费中的利润“挖”出来;对客户而言，不需要投入一分钱就能获得节能服务，省钱又节能，且没有任何经营风险。
EMC在发达国家得到迅速发展，节能管理和服务业已成为国际上方兴未艾的新产业。从1996年开始，我国尝试从国外引入了EMC,并在全国部分城市开展了示范项目，取得了一些节能效果。如上海市自2002年推广EMC以来，至今已累计综合节能300多万吨标准煤。国家出台的《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中，把推广EMC等市场节能新机制作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重要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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