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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吏治
吏治腐败既为晚清王朝衰败不振之表征，又是其衰败不振重要缘由之一。时任封疆大吏和枢府大臣20余年的左宗棠，却在整饬吏治方面颇为突出，远在时流之上。对其惩贪倡廉、赏罚分明、重教育之法，严于律己、不徇私情、秉公办事之风，有论者赞誉备至。
心忧天下的儒家吏治思想
清朝中叶以后，吏治腐败已成为了流弊，而左宗棠却在整饬吏治方面有了一番作为，树起了廉洁自律的风范。纵观左宗棠的一生，儒家文化构成了其吏治思想的知识系谱。
左家传世的家风影响。左宗棠出生于清贫耕读之家，从其父左观澜算起，上推七代都曾考中秀才，左宗棠家庭也算是农村中少有的“书香门第”。这个家庭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恪守朝廷功令，接受以朱熹《四书传注》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教育，笃守封建礼法的“忠、孝、节、义”传家;二是“居贫好施”，他们在贫苦生活中，做着慷慨的义举。这两个特点成为左家传世的家风，对左氏影响极其深刻，并在其为官中得以履行和弘扬。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左宗棠又得到了较好的儒家教育，使其具备了继承儒学民本主义优良文化传统的思想土壤，较早地培养起了浓厚的参政意识，“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儒家经邦治国思想理论指导。儒家经邦治国思想还为左宗棠讲求吏治提供了理论指导。一方面，儒家修身提倡“内圣”“外王”，另一方面，根据儒家观点，稳定政府及社会和谐的首要条件、必要条件是官吏的才能与德行。儒家将以“和”为主的道德原则制度化，使之成为可操作的“礼”。“礼”的作用就是通过“人和”来实现社会和谐。为了得到最佳人才，首要任务是训练他们的思想，培养他们的品格，对他们量才任职，并对其行为奖罚分明。地方官在官僚群体中总是占大多数，牧令为亲民之官，理一方之政，大多数集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他们廉与贪、贤与愚，直接关系到百姓之休戚，关系到封建统治机制能否正常运行。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比较关注吏治问题，而追求“官民相得”的政治目标是儒家政治伦理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几千年来维系传统社会稳定发展的思想基础。左宗棠深受该思想的影响，他为官不仅“倡言‘心圣贤之心，学圣贤之学而言圣贤之言’”，又极重“‘克己’、‘正心’、‘修身’，身体力行”;其治吏重操守、重才能，讲官民相得。
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对左宗棠吏治思想影响至深。乾隆末年，姚鼐、刘大槐和方苞创立了桐城学派，他们重视道德教化，在思想上尊崇程朱理学、注重经世致用，实际上是将儒家中的哲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学科，后人称它为“义理经世之学”，而把这派人物称之为“理学经世派”。清末以来，倡导这种风气的湖南当首推王夫之，道光以来则以陶澍为第一。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无论治宋学者还是治汉学者，都主张学以致用、身体力行，整顿吏治。鸦片战争前后，以关心社会政治、匡时济世讲求实际为宗旨的经世致用思想，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经邦治国的一种指导思想。左宗棠早期科场坎坷，刻苦攻读经世“有用之学”，较长时间担任乡村教师，与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爱国人士和文学派有交往，深受他们的影响。这些人都担任过清廷的封疆大吏，他们的为官治吏之道，对左氏起了一定的表率作用。在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探讨整饬吏治过程中，具有进步思想的贺长龄、贺熙龄对左宗棠影响又最深。贺氏兄弟不仅是左宗棠走上“经世致用”道路的良师益友，还是他在人生旅途中有幸遇到的最初的伯乐。左宗棠在这些良师益友的幕府中做幕僚多年，对于吏治有了一些实际的接触和了解，为其后来大刀阔斧进行吏治整饬积累了一些经验。
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影响。儒家民本主义思想也在影响左宗棠。作为一位重民主义者，左宗棠深悉“民为邦本”的真谛，还在青壮年时期，他就比较注意社会问题，特别是对清廷吏治腐败早有切肤之痛，感到不限制和约束贪官污吏对农民的过度压榨和盘剥，势必使当时相当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从而严重威胁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为官之后，他每到一地都关心百姓疾苦，注意爱惜民力，为民兴利除弊，也希望他任用的官吏能做到这一点。考虑到甘肃和贵州两省土地贫瘠，老百姓生活困苦，他上书《酌议甘黔并捐分捐省分折》，“黔省瘠苦，饷源枯竭，亦系实在情形”。在实践中，左宗棠对民情民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中央与地方权势发生转移下的仕途生涯
左宗棠的吏治思想不仅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而且他的吏治实践活动跟清政府中央与地方权势发生转移这一历史背景密不可分。清朝地方行政建制，一般分为省、道、府、县四级。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为总督和巡抚。总督的职掌是“综治军民，统辖文武，考核官吏，修饬封疆”，巡抚则是“掌考察布按诸道及府州县官吏之称职不称职者，以举劾而黜陟之用”等。总督和巡抚通常可以综领一省或数省的行政权、兵权和监察权，府道及府道以下的文武官员可由督抚奏请升降调免，但名单须由布政使提出，吏部核准。地方官员的任用和铨调，以出身和官缺制为基础。地方文职官员的出身分为两大类：一是“正途”，一是“异途”。“正途”包括科举(进士、举人)、国子监“五贡”(恩、拔、副、岁、优)。“异途”，大抵有捐纳、荫叙及胥吏考职等。通常正途出身者受优待。唯正途出身可担任地方官府的正印官。即使是县级佐贰官升任知县之类的正印官，也需督抚等保举和朝廷严格甄选，督抚在道府以下官员的补用方面权力较大。
但是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做官的危险性很大，有些官员弃印逃走，新任的官员迟迟不敢到任。官员缺乏，形势紧张，清廷不得不变通成例，授权督抚自行派员管理地方，而不必报告吏部核准。高级官员仍由督抚奏荐，中央审查任命，但中央的审查已流于形式，事实上是每奏必准。此时，清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权势正在发生事实上的转移，地方督抚有了更多、更大的官吏任免权。
清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权势转移，为左宗棠整饬吏治提供了契机。从左宗棠生平来看，他先后担任的主要官职有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协办大学士、大学士、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管理兵部事务并在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兼管神机营事务、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等，有了这样的背景和特殊的身份，作为权倾一方的大吏，左宗棠才有了大量筛选人才的机会，否则他整饬吏治的力度是展现不出来的。当深切地感受到必须整饬台湾吏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他于是对台湾吏事兵事，未雨绸缪，并上《台湾吏事兵事均宜及时绸缪折》，“台湾物产素饶，官斯土者惟务取陋规，以保私利，武营以虧挪为固然，恬不为怪”。清政府很快批准了他的奏议，使左宗棠的吏治想法在东南地区得以雷厉风行地实施。可以这样说，随着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势转移，特殊环境和身份使得左宗棠对吏治有了更充分的认识，有了更多的实践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