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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又称作七王之乱，是发生在公元前154年发生的一次叛乱，发生於中国西汉初期的汉景帝三年。当时以被封为吴王的刘濞为中心的七个刘姓宗室诸侯由於不满国家削减他们的权力，所以兴兵引起之内乱，参与叛乱的共有七个诸侯国，所以叫做“七国之乱”。由窦婴、周亚夫所平定。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地方王国势力和中央集权的矛盾。汉景帝平定了王国叛乱，为后来汉武帝继续清除地方王国的势力奠定了好的基础。
概述
当时，由於天子奉行黄老之道「无为而治」，使刘姓宗室诸侯的势力日益壮大，於是骄纵起来，处处与朝廷对抗。汉文帝时，获得大夫贾谊的建议，已感到同姓藩国的威胁，便开始了削弱诸侯势力的行动。汉景帝初年，御史大夫晁错向汉景帝建议加强中央权力，实行削藩政策，景帝听从，引起那些早就想反叛的诸侯王们的不满，尤其是吴王刘濞。因为汉景帝还是皇太子时，因细故纷争用棋盤击死了吴王的世子。
汉景帝
吴王刘濞、楚王刘戊为首的七国藩王叛变，。七国是指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菑川。他们以“诛晁错，清君侧”为藉口，欲夺景帝帝位，景帝在众臣的压迫下被迫腰斩了晁错，而七国之乱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吴王还自立为皇帝。景帝无可奈何，只得派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率军镇压，用了3个月的时间，终于平定了七国之乱。而且汉景帝又借机削落诸侯国领土和把诸侯任免官吏的权利收回，自此，诸侯名义上是封君，但已失去政权了。
吴楚“七国之乱”是以刘邦之侄吴王刘濞为首发动的一次同姓王联合大叛乱。参与叛乱的七国的国王是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吴王刘濞为这次叛乱的主谋。刘濞蓄谋叛乱为时已久。这场变乱导火线是，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景帝和晁错认为吴王刘濞有罪，趁机欲削他的会稽和豫章两郡。刘濞就乘机串通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发动了联合叛乱。刘濞发兵二十万，号称五十万，为主力。同时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用“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举兵西向
西汉七国之乱示意图
。叛军顺利地打到河南东部。景帝因此很惶恐，先从袁盎议杀了晁错，想满足他们“清君侧”要求换取他们退兵，但晁错已死，叛军不退，还公开声言要夺皇位。叛军至梁国(治今河南商丘)，为景帝之弟梁王刘武所阻。至此时，景帝才决心以武力进行镇压。他命太尉条侯周亚夫与大将军窦婴率三十六将军，以奇兵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大破叛军。刘濞逃到东瓯，为东瓯王所杀。其余六王皆畏罪自杀，七国都被废除。
背景
王国势力强大的局面，是汉高祖刘邦时形成的。楚汉相争阶段，刘邦迫于形势，分封了异姓王。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称帝后，共有异姓王七人(见异姓诸侯王)。他陆续消灭了除去长沙王吴芮以外的六人。他认为秦祚短促是由于秦不分封子弟的缘故，所以在异姓王的故土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九人为王，即同姓九王。高祖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
汉初的同姓诸王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由于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效忠汉朝，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所以干弱枝强的问题这时并不突出。
高祖死后，当权的吕后违背誓约，立诸吕为王。吕后对于受封为王的高祖诸子，控制很严，有些国王甚至被摧残致死。齐王肥是高祖长子，地位尊贵，吕后对他虽有猜疑，但却难于处置。齐王肥献城阳郡地与吕后之女鲁元公主，主动调整同吕后的关系，才得以相安无事。
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以刘姓诸王与拥刘大臣团结反吕的形式表现出来。吕后死，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当时齐王肥的2儿子朱虚侯刘章、3儿子东牟侯刘兴居宿卫长安。他们暗约其兄齐王刘襄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刘襄继承帝位。刘襄应约起兵，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出击。灌婴屯兵荥阳，与刘襄相约连和，待机共伐诸吕。这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群臣认为代王恒外家薄氏比较可靠，估计不致出现类似诸吕弄权的严重问题。于是协议，舍齐王刘襄而立代王恒为帝，即汉文帝。
刘濞
文帝以高祖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很巩固。汉初所封诸侯王，到这时都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是使列侯一概就国，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便于文帝控制首都局势，避免掣肘。其二是封诸皇子为王，皇子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于梁王揖死后徒封梁王。梁国是拥有四十余城的大国，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其三是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国析为几个小国，例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以已故的齐王刘肥的诸子为王。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刘肥诸子之手，但是每个王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而且难于一致行动。此外，袁盎、晁错针对淮南王长骄横不法，都提出过削藩建议，文帝碍于形势，没有实行。
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诸吕当权以及汉文帝刘恒继统等政治事件，加剧了这一矛盾。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则是汉景帝刘启采纳晁错的《削藩策》(：“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削夺王国土地。
晁错
文帝时一再发生王国叛乱。原来，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刘襄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前177年，城阳王刘章死去。济北王刘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年)乘文帝亲自击匈奴的机会，发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除。文帝六年淮南王长谋反，被废徒蜀，死于道中。这些事件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正在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所以贾谊在上汉文帝的《治安策》中慨叹说：“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按指淮南王长谋反)，亲兄之子西乡(向)而击(按指济北王兴居拟袭荥阳)，今吴又见告矣。”
起因
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错所上《削藩策》，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昂六县，楚王戊东海郡;景帝三年，又削吴王濞会稽等郡。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吴王濞首先与齐王肥诸子中最强大的胶西王昂联络，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之。胶西王昂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吴王濞还与楚、赵、淮南诸国通谋。削藩诏传到吴国，吴王濞立即谋杀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与楚王戊、赵王遂、胶
西汉七国之乱示意图
西王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城守，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吴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诛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他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年)，那时在江淮之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败走吴越，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王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刘濞为吴王。吴国是五十余城的大国。吴国的彰郡(辖今苏西南、皖南、浙北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开山铸钱、煮海为盐，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以船运载，一船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有较高的运输能力。吴国由于经济富足，境内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文帝时，吴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弈争执，被汉太子刘启(即以后的景帝)以博局击杀，引起了汉吴双方的猜疑，吴王濞自此二十多年托病不朝。文帝为了笼络吴王濞，赐以几杖，允许不朝。吴王濞骄横不法，以珠玉金帛贿赂诸侯王和宗室、大臣，企图在政治上取得他们的助力。 景帝决心以武力平叛，以轻兵断绝叛军粮道，三个月即平定了叛乱。
发展
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有众二十余万，还兼领楚国兵。他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并派遣间谍和游军深入肴渑地区活动。吴楚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是叛乱的主力。胶西等国叛军共攻齐王将闾据守的临淄，赵国
西汉七国之乱示意图
则约匈奴联兵犯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视齐、赵兵。曾经做过吴国丞相的袁盎，建议景帝杀晁错，恢复王国故土，以换取七国罢兵。景帝在变起仓猝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处死晁错。暂时居于优势的吴王濞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东帝”的地位，拒不受诏，战事继续进行。
结果
在吴楚军西向攻取洛阳的道路中，景帝弟刘武的封国梁国横亘其间。吴楚军破梁军于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当时周亚夫率汉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他不救梁国之急，而以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截断吴楚联军的粮道，使其陷入困境。吴军多是步兵，利于险阻;汉军多是车骑，利于平地。战事在淮北平地进行，吴军居于不利地位。梁国又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吴军无法越过。吴军北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境)周亚夫军营求战。结果吴军一败涂地，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吴王濞率败卒数千遁走，退保长江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东越人杀吴王濞。楚王戊也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即告结束。
在齐地，胶西等王国兵围临淄，三月不下。汉将栾布率军进逼，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诸王或自杀，或伏诛。齐王将闾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后来还参预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被迫自杀。在赵地，赵王遂撤兵坚守邯郸，郦寄攻之不下。匈奴人知道吴楚兵败，也不肯入汉边助赵。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遂自杀。
意义
吴楚七国之乱在三个月内全部平息，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同时取消了王国自行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特权，削减了王国的属官，王国的丞相改称为相，国相还负有监察王的使命，规定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衣食租税”，即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王国的地位已与汉郡无异。
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沉重地打击了分裂割据势力，在制度上，基本解决了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时所产生的弊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七国之乱的平定，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子弟为大国所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以“推恩策”(见推恩令)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评价
七国之乱反应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七国之乱的平定标志着王国势力威胁基本清除，大大加强了汉朝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统一，也在一定程度常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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