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而无私,唯贤是举的晋国宗族
祁奚
祁奚，字黄羊，晋国大夫，生卒年不详。史载，鲁襄公三年(前570年)，“祁奚请老”，可知时年祁奚至少在50岁以上。其生年最晚也在晋灵公初年(前 620年)。又据县志，祁奚“历事晋景、厉、悼、平四世(前599年——前532年)”。那么，既便从平公继位初年(前 557年)算起，其享年也在60以上。如果以平公卒年计，则80余岁，可谓长寿。
祁奚本晋公族献侯之后，父为高梁伯，因食邑于祁，遂以祁为姓。“下宫之难”后，景公曾以赵氏之田“与祁奚”。悼公继位，“始命百官”，立祁奚为中军尉。平公时，复起为公族大夫，去剧职，就闲官，基本上不过问政事了。祁奚在位约六十年，为四朝元老。他忠公体国，急公好义，誉满朝野，深受人们爱戴。盂县、祁县有祁大夫庙。《祁县志》祁奚位列《乡贤篇》首。康熙《山西通志》祁奚被收入《人物篇》。墓在祁县东南荣仁村，其子午并葬于此。
由于时代所限，祁奚在政治上并无卓越的业绩可称。晋景、厉、悼、平四世，秦、楚、齐、晋争霸正酣;晋内忧迭起，是政治家施展抱负的大好机会。况景公继位(前599年)至厉公末年(前574年)，正是祁奚20到40多岁期间，年富力强，理应有充足的精力参与国家事务。但这数十年间，却是祁奚政治生涯的空白时期，颇令人费解;究其原因，恐是晋公室宗族势力较弱所致。历史上，晋宗法血缘关系比较松弛，经过多次晋宗族相残事件后，异性和异支的卿大夫贵族逐渐把持了朝政。至晋景、厉以后，晋同姓大夫仅剩栾氏、隙氏、羊舌氏、祁氏四家了。景公和厉公采取的又基本上是重用异姓卿族，压制同姓宗族的政策，厉公杀三隙，亡隙氏;悼公时灭栾氏;到晋顷公十二年(前 514年)，“祁奚孙、叔向子，相恶于君”，六卿“遂以法尽灭其族……分其邑为十县”，晋公室益弱。可见，景、厉以后，同姓大夫正在逐步退出晋国政治舞台而让位于“六卿”，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上述问题了。
虽然祁奚在政治上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但祁奚荐贤却成为千古美谈，为人所称颂。祁位于帝尧封地，有“尧之遗风”，其民勤俭质朴，“崇节义多劲直之气”。这种品质在祁奚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祁奚请老，悼公问谁可代中军尉一职，祁奚举荐解狐。悼公又问，解狐可是你的仇敌，祁奚道：“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解狐卒，祁奚又荐祁午。悼公问，祁午可是你的儿子，祁奚道：“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这就是祁奚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故事。
《诗小雅》赞：“言惟有德之人，能举似已者也。”相传解狐为祁县东冀里人，为人正直廉洁，做官时也曾举自己的仇人刑伯柳为上党守。柳往谢解狐，解狐说：“举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其耿直倔犟的性格同祁奚何其相似乃尔。祁午也是晋国当时著名的贤才。他“好学而不戏，守业而不淫，柔惠小物而镇定大事，有质直而无流心”，任中军尉后，“军无秕政”。袁启疆称祁午“为诸侯之选”。左氏由此慨叹，“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给祁奚以极高的评价。
祁奚以公而无私赢得了朝野内外的赞誉，他的言行也随之成为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准。“栾盈之难”后，范宣子因羊舌虎(叔向弟)故，囚叔向。叔向谢绝了乐王鲋“吾为子请”的好意，希望祁奚能为他主持公道。他说：“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其独遗我乎?”祁奚听说后，请求范宣子赦免叔向。他对范宣子说，叔向惠而有谋，是国家栋梁之才，以其弟之故而杀叔向，是弃国家社稷于不顾，这样做，是非常愚蠢的，范宣子遂免叔向。祁奚所为，皆出自公心，所以事后他“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也明知祁奚是为了国家，并非偏爱自己，故不谢祁奚而还。可见，叔向对祁奚是十分了解的。
祁奚之“公”，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宗法制时代土大夫阶层应具有的“忠”“孝”之道德的内在要求。大夫应尽力公家之事，，以私害公，即为非“忠”;而“孝”之道德最为重要，贵族之孝，就是要“尊祖敬宗”“保族宜家”。祁奚作为晋公室宗族，在“公室益弱”的情况下，尊祖保宗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在先秦时期，公而忘私仍然属于较高层次的道德范畴。何况，祁奚唯贤是举，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所以才受到人民的怀念。
摘自《三晋历史人物》，书目文献出版社，本文作者：刘建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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