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轨
回首大唐，人们往往想到流光溢彩的唐三彩，想到纵横驰骋的边塞诗，想到巍峨雄伟的大明宫，殊不知，这只是唐朝的瑰丽表象，它的内里则是唐人强烈的进取心，这正是一个伟大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大唐名将刘仁轨的豪言壮语印证了唐人的这种内里，当他听到日本军队从海上增援百济的消息，仰天大笑，“是上天要富贵我这个老头子”，千载以下，后人依旧为唐人的万丈豪情动心不已。
刘仁轨(公元602年～公元685年)，出生于汴州尉氏(河南尉氏)，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出将入相型的人物，他大器晚成，却一鸣惊人，足以媲美当年雄才大略的楚庄王，因为他，改写了唐朝与日本的千年历史。今天的日本，在元旦喝着屠苏酒，在上元节的踏歌庆祝，在七夕遥望牛郎织女，在重阳节登高赏菊，这些都是唐朝传过去的风俗，在中国早已式微，在日本依旧风行全国。这一切，都与千年之前的一场海战息息相关，那就是刘仁轨指挥的白江口战役。
刘仁轨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老寿星，享年84岁，他年轻时正值隋末乱世，烽烟四起，他又家境贫困，无法专心读书学习，但是他从未放弃自己。没有纸笔，就用树枝在地上写字练习，居然读通了文史，以博学著名。武德初，河南道大使、管国公任瑰准备上表论事，刘仁轨见到了他上表的文稿，为他修改了几个字，任瑰十分惊异，见刘仁轨颇有文化修养，就以赤牒方式让他当上了息州参军(赤牒授官是唐初制度，按正常程序，应是吏部先用赤笔注官之状，门下省审批，皇帝最后授旨)。不久，刘仁轨又调任陈仓尉。当地有一个折冲校尉名叫鲁宁，横行不法，鱼肉乡里，以前的地方官没人敢管他。折冲校尉属于诸卫折冲都尉府，下府的折冲校尉都是正五品下阶，小小的陈仓尉论地位与之相差甚远。但是，刘仁轨公事公办，给这位大爷以严厉的警告，鲁宁没有放在眼里，依旧我行我素。当他再度触犯国法的时候，刘仁轨把他抓了起来，让人拿棒子把他活活打死。消息上报到大唐皇帝李世民那里，顿时让天子勃然大怒，“一个小小的县尉，竟敢杖杀我的折冲，简直是无法无天”。
唐太宗召见了刘仁轨，很快弄清了事情的是非曲直，面对刘仁轨的侃侃而谈，一代名君大为折服，马上提拔他作了栎阳(今陕西临潼北)县丞。贞观十四年，唐太宗打算前往同州(今陕西大荔)狩猎，刘仁轨及时向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今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喜人，百姓昼夜辛劳，才收割了十分之一、二，现在皇上前往狩猎，各种接待加上修理桥道，动辄要用一、二万个工，对百姓的收割相当不利。如果等百姓收割完毕，皇上再行射猎，于公于私，都能兼顾”，唐太宗知错必改，将狩猎行动推迟了整整一个月，他下旨表扬了刘仁轨的谏言，“你虽然官职不高，却竭诚为民，所陈之事，甚得君心”。
不久，刘仁轨提升为新安(今属河南)令，累迁到给事中的位置。隋唐之时，给事中成为门下省的属官，驳正政令之得失，地位崇高，是个时常可以亲近皇帝的官位。好景不长，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刘仁轨得罪了当朝红人李义府，被外放到青州(今属山东)。说起事情的来龙去脉，竟是因为李义府的一桩风流韵事。李义府看中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淳于氏，此女子却是一个胆大包天的杀夫罪犯，当时正受着牢狱之苦。李义府逼迫大理寺丞毕正义释放了淳于氏，让毒杀丈夫的女犯人成为自己枕边如胶似漆的情人。有人向朝廷告发此事，唐高宗马上派人查办，派去的人正好就是刘仁轨。李义府知道刘仁轨一向的办事作风，知道自己不能心存侥幸，他很快逼迫毕正义在狱中自杀身亡。刘仁轨虽然秉公办事，苦于没有相关人证，最终未能将李义府定罪，打狼不成，反被狼咬，从此李义府将刘仁轨恨得咬牙切齿，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李义府落井下石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此时的朝鲜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争雄，但一时之间，谁也吃不掉谁。新罗与大唐交好，高丽、百济则与日本亲近。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百济伙同高丽、靺鞨进犯新罗，连夺三十余城，新罗向大唐频频告急。唐高宗收拾了西域的叛乱，转头就来收拾不服管教的百济和高丽。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被任命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十万水陆大军渡海进攻百济。唐军连战连捷，真捣黄龙，迫使百济王扶余义慈和众位王子投降，不到十天时间，百济就覆亡了，大唐以其地设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百济成了唐朝的羁縻府州。苏定方让郎将刘仁愿驻守百济府城，自己则押解百济王族回国献俘。
显庆五年十二月，李勣被任命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兵发高丽，刘仁轨监统水军，负责保障后勤。当时海上风高浪大，气候并不适宜出海，李义府却不管不顾，一再催促进兵。刘仁轨率部出海，遇上飓风，船舶倾覆，折损严重。朝廷派监察御史袁异式前去审讯刘仁轨，在袁异式出发之前，李义府就打了招呼，“君能办事，不忧无官”，袁异式心领神会，决心对刘仁轨不利。
面对袁异式的咄咄逼人，刘仁轨从容应对，“国有国法，我的过失自有国法处置。如果要我自杀以趁仇人之心，那是痴心妄想”，交锋之下，袁异式拿出的结论自然要置刘仁轨于死地，他临走时还亲自给刘仁轨上锁，以防刘仁轨畏罪潜逃，更有李义府在朝堂上煽风点火，“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刘仁轨的性命一时危在旦夕。舍人源直心出面替刘仁轨说情，“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唐高宗并非昏君，认为源直心言之有理，就将刘仁轨去官免职，让刘仁轨以白衣身份随军效力。此时，朝鲜半岛的形势风云变幻，给刘仁轨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遇。
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左卫中郎将王文度被任命为熊津(今韩国公州)都督，负责安抚百济民众，不料王文度渡海时突然病死，此时唐军主力也已撤离百济，百济复辟势力跃跃欲试，准备与留守孤城的唐军一争高低。 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扶余福信，一个是僧人道琛，他们占据周留城(今韩国扶安)与唐军周旋。为了让自己的队伍更有号召力，他们派人前往日本，去迎回在那里做人质的王子扶余丰，日本想要保住在朝鲜半岛上的影响力，也愿意帮助扶余丰光复百济。一时之间，“西部皆应”，复辟势力迅速发展壮大，反而将刘仁愿的部队围困在了百济府城。情势危急，唐高宗当机立断，任命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统领王文度的部下，征发新罗援军前往救援。刘仁轨闻讯之下，欢呼雀跃，他口出得意之言，“是上天要富贵我这个老头子”，出发之前，他发下誓言，“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命运终于向这个年已六十的老头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虽然刘仁轨是文人带兵，却军容严整，号令严明，百济军人多势众，却不堪一击。道琛在熊津江(今韩国锦江)口设下两道栅栏，企图阻挡唐军水师的进攻，唐军与新罗军队联手出击，百济军队顿时一败涂地，“溺死者万馀人”，道琛连失两栅，抵挡不住唐军的乘胜追击，只得收缩战线，从百济府城撤围，率部退往任存城(在百济西部的任存山)。刘仁轨与刘仁愿合兵一处，鉴于唐军人数较少，也暂时停止了进攻。此时，百济军队发生了内讧，扶余福信杀掉了僧人道琛，兼并了道琛的部众，大权独揽，将百济王扶余丰也视作无物，他 “招诱亡叛，其势益张”。几乎在同一时期，苏定方率领大军东征高丽，虽然一路凯歌，却未能攻下平壤城，时值大雪寒天，气候恶劣，唐军决定班师回国，这样，留守百济府城的刘仁轨和刘仁愿就成了一路孤军，何去何从，他们也到了十字路口。
唐高宗下诏给刘仁轨，要求他们马上撤兵，要么渡海回国，要么到新罗休整。刘仁轨目光如炬，坚持自己的意见，在给唐高宗的上表中，他客观地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只有坚守百济，大唐才能把朝鲜半岛的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唐高宗被他说服了，身边的将士也被他说服了，大家同心同德，决心在朝鲜半岛大干一场。事情正如刘仁轨预料的那样，百济军队再度发生火并，扶余丰杀掉了扶余福信，成为百济军队名副其实的统帅，他知道独木难支，就派人向日本和高丽分别乞援。高丽畏惧大唐的威势，没敢出兵相助，日本则认为这是染指朝鲜半岛的大好机会，派出精锐部队27000人，前往干预朝鲜半岛的局势，日军攻陷了新罗好几座城市，从海上直指百济旧地。唐朝方面反应迅速，征发淄、青、莱、海四州兵马7000人，由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领，开赴熊津，与刘仁轨、刘仁愿所部会师，唐军气势益壮。他们听从了刘仁轨的建议，擒贼先擒王，猛攻百济军队的老巢周留城，周留城岌岌可危，赶紧向日本军队求救，万余日军乘坐海船，到达白江口，准备登陆驰援百济军队。
此时正是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八月，日军在白江口遇上了刘仁轨率领的大唐水师，被迫接受了全军覆没的命运。当时，大唐水师7千余人，战船170艘，日军一万余人，战船1000多艘。大唐的战舰高大坚固，制作精良，远非日本的破船可以相比。唐军水师将日军的破船夹在当中，顺风放火，一时之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唐军箭发如雨，日军溃不成军，呛死淹死的数不胜数，日军将领朴市田来津遭唐军围攻而死。周留城中的百济王子扶余忠胜、扶余忠志眼见大势已去，只得率众向唐军投降，百济王扶余丰下落不明，他的宝剑成为唐军的战利品。这场规模巨大的海战深深震动了日本全国，日本为防止大唐进攻，在国内修筑了四道防御工事，此后的一千年里，再也没有向朝鲜半岛用过兵。日本向大唐派出了一批批遣唐使和留学生，无论大唐的衣冠服饰，还是大唐的典章制度，统统照搬回家，全盘唐化使日本成了一个与唐朝区分不出彼此的国家。
白江口海战之后，百济诸城再度归附，唯有任存城的迟受信坚持不降。百济义军首领沙吒相如、黑齿常之在唐军秋毫无犯的感召下，再度向唐军投降。在此之前，他们曾聚众响应扶余福信，啸聚山林，多次与唐军作战。此次，刘仁轨决定派沙吒相如、黑齿常之去平定任存城，遭到孙仁师的坚决反对，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信不过他们”，刘仁轨向他耐心说服，“我看沙吒相如、黑齿常之都是忠勇有谋之人、感恩图报之士，知道目前形势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立功的机会他们不会放过，无须怀疑他们的忠心”，孙仁师认可了刘仁轨的想法，于是唐军向黑齿常之所部发放粮食和武器，并分兵相助，很快攻陷了任存城，迟受信抛妻弃子，狼狈逃窜，投奔了高丽，至此，百济全国再度被唐军平定，形成了对高丽的夹击之势。大功告成，刘仁愿、孙仁师回国复命，刘仁轨则留下来镇守百济。
百济战乱之后，民生凋蔽，百废待兴，刘仁轨充分展露了自己的经营才干，把当地的生产搞得有声有色，很快就呈现出一片安居乐业的战后景象。刘仁轨当然不会忘记自己坚守百济的初衷，他率军屯田，聚积粮草，操练士卒，风雨无阻，为下一步对付高丽做好战前准备。不出刘仁轨的深谋远虑，数年之后，高丽就重蹈了百济的命运。
刘仁愿回到京城后，唐高宗问他，“你在百济的前后奏请，有条有理，文采飞扬，很合我的心意，你是个武将出身，何以能够如此才华出众”，刘仁愿据实回答，“这全是刘仁轨的手笔”，丝毫不愿掠人之美，唐高宗龙心大悦，给刘仁轨连升六级官阶，任命为带方州刺史，并为刘仁轨在长安建造一座宅第，以表彰刘仁轨立下的丰功伟绩。当朝重臣上官仪也称赞过刘仁轨和刘仁愿的为人处事，“仁轨遭黜削而能尽忠，仁愿秉节制而能推贤，皆可谓君子矣”。刘仁轨善解君心，揣摩圣意，上表陈述了唐军在百济的一系列困难，皇帝都言听计从，一一予以解决，从此，刘仁轨就成了唐高宗最信任、最亲近的大臣之一。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唐高宗前往泰山封禅，刘仁轨带来了新罗、百济、耽罗、日本四国的使者，为大唐的祭祀活动增添了最大的荣光，唐高宗高兴异常，提升刘仁轨为大司宪，后又兼任检校太子左中护，封乐城县男。按照一般常理，成为举足轻重的朝臣后，刘仁轨就有条件对陷害过他的人进行秋后算帐，袁异式自然难逃一劫。可是，刘仁轨老于人情世故，他要凭借此事，让所有的同僚都看到自己的博大心胸，于是宴请袁异式，做了一场出色的秀。酒席之上，他将自己的酒杯倒光，告诉袁异式，“仁轨若念畴昔之事，有如此觞”，主政之后，又提升袁异式为詹事丞，推荐袁异式做司元大夫，时人无不对刘仁轨的以德报怨钦佩万分，唐高宗也因此对刘仁轨好感大增，屡屡托以重任。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丽莫离支泉盖苏文去世，其长子泉男生继承了莫离支的位置，泉男生的弟弟泉男建、泉男产不服这个安排，发兵攻打泉男生，泉男生抵挡不住，就派自己的儿子泉献诚到唐朝乞援。唐朝等来了高丽内乱的千载良机，当然不肯错过，朝廷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节制诸军，统率数道合击高丽国。刘仁轨出任辽东道副大总管，后又改为熊津道安抚大使，全力协助李勣的雷霆攻势，到了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的冬天，高丽灭亡了，并入了大唐帝国的版图，唐朝在高丽旧地设置九都督府、 四十二州、百县，由平壤的安东都护府统辖，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统兵二万人驻守当地，安东都护府管理着高丽和百济的旧地，七世纪东北亚的格局自此重新建立。大唐削平了新罗的两大宿敌，占领了朝鲜半岛四分之三的土地，新罗一国坐大，竟然收留反唐势力，蚕食已经并入大唐的土地，这种以卵击石的行为终于引起了大唐的愤怒，刘仁轨率领大唐雄师，对新罗展开了重拳出击。
唐高宗任命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任命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为副大总管，于上元二年 (公元675年)飞渡瓠卢河(在庆州西)，攻破新罗重镇七重城(金城北)，同时靺鞨兵也在新罗南境登陆，配合唐军的飓风行动，重拳之下，新罗军队遭到重创，国力大损，李谨行长驱直入，三战三捷，新罗国如同末日来临，心胆俱裂。新罗王派使节向大唐请罪，卑躬屈膝，请求唐高宗的宽恕，贡献厚礼，恳求大唐高抬贵手。唐高宗赦免了新罗王，后来，唐朝与新罗以平壤以南的大同江为界，划定了双方的边界线，默认了新罗在朝鲜半岛上的地位。
刘仁轨班师回朝后，因功晋升为公爵，子侄三人，都被授予上柱国的封号。刘仁轨家乡的百姓也觉得脸上有光，将刘仁轨的居住地称为“乐城乡三柱里”。上元二年，刘仁轨当上了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兼任太子宾客，仍然负责监修国史。 《国史异纂》上有一则逸闻，说明了刘仁轨当时的崇高声望。那时，刘仁轨任左仆射，戴至德任右仆射，大家都尊敬刘仁轨而鄙视戴至德。有一位老妇人向戴至德递交申述状，戴至德正要下笔批示，老妇人突然问左右的人，“这个人是刘仆射还是戴仆射”，别人告诉她这位是戴仆射，老妇人竟然说道，“这是个不管事的仆射，叫他把申述状还给我”，戴至德不以为忤，让人把申述状还给了老妇人。戴至德任职期间，没有象刘仁轨那样惊人的业绩，也不善言辞，但他死后，唐高宗极为痛惜，“自从我失去了戴至德，再也听不到很多意见了，他活着的时候，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从来不肯放过”，唐高宗把戴至德以前的奏章都拿出来，竟然装了满满的一匣子，皇帝边看边流泪，大家这才明白戴至德的为人处世。
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吐蕃入寇，刘仁轨被任命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防备吐蕃的进犯。他多次向唐高宗上书，提出备战方略，都被李敬玄借故压制，刘仁轨怒火中烧，决定让李敬玄栽个大跟斗。官场争斗，阴谋诡计，刘仁轨烂熟于胸，相比之下，稍嫌质朴的李敬玄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刘仁轨知道李敬玄是个文人，不善战阵，偏要推荐李敬玄来接替自己，李敬玄颇有自知之明，极力推辞这个重任，唐高宗竟然说道，“如果刘仁轨要我去带兵，我也得去，他要你去，你怎能推辞”，李敬玄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得硬着头皮前往，接替刘仁轨担任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兼任检校鄯州都督。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唐军与吐蕃展开会战，李敬玄坐失不救，唐军折损过半，黑齿常之在战斗中脱颖而出，一路升迁，后来威震朔方，成为大唐的燕国公，反映了刘仁轨的识人之明，但是，刘仁轨与李敬玄的意气之争，葬送了多少唐军将士，正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虽然刘仁轨荐人不当，却并没影响到唐高宗对他的信任，刘仁轨在朝堂之上左右逢源，一如既往。永隆二年(公元681年)，他兼任太子太傅。《朝野佥载》上有这样的记载，少府监裴匪舒建议皇家卖掉马粪，每年可获利二十万贯，唐高宗征求刘仁轨的意见，刘仁轨认为不能给后人留下大唐皇家唯利是图的印象，这件稳赚不赔的事情就此作罢。《资治通鉴》上记载，裴匪舒为唐高宗建造了一座精致的镜殿，落成之日，唐高宗邀请刘仁轨一同前去观看。刘仁轨一见之下，急忙下殿，唐高宗心中疑惑，赶紧追问原因，刘仁轨回答道，“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刚才从镜子里看见了几个天子，实在是不祥之兆”，他的危言耸听马上唬住了唐高宗，皇帝立即叫人把四周的镜子统统剔掉。
刘仁轨在官场打滚了一辈子，心中起了激流勇退的念头，他以年纪老迈为由头，要求退休回家，皇帝依依不舍，让他以太子太傅的身份继续发挥余热。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唐高宗驾崩，多年来一直代唐高宗处理政事的皇后武则天抓住机会，走上了亲政的舞台，刘仁轨再度出任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负责留守长安。他以年老体衰向武则天请辞，并以汉朝吕后家族灰飞烟灭的事实，规劝 武则天不要重蹈覆辙，武则天派武承嗣去安抚他，将他进封为郡公。刘仁轨无力回天，却知道趋势避祸，不久就让武则天对他彻底放了心。
宰相裴炎奉劝武则天归政于李家，被武则天以谋反罪名下狱。为了试探刘仁轨的态度，武则天派姜嗣宗从洛阳来到了长安。刘仁轨很快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却听到姜嗣宗自我吹嘘道，“我早就察觉到裴炎行动有异了”，刘仁轨问道，“你真的早就知道”，姜嗣宗爽快回应，“当然了”，刘仁轨就让他给武则天捎去一份奏章，武则天看到奏章后，马上将姜嗣宗绞死，原来刘仁轨在奏章上写的是，“姜嗣宗早就知道裴炎要谋反，却未曾告发”，一条性命就这样为刘仁轨洗脱了猜疑。
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武则天启用新的官制，刘仁轨被任命为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公元685年3月2日，刘仁轨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四岁。朝廷追赠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将他陪葬乾陵，赐其家实封三百户。
刘仁轨的儿子刘浚官至太子中舍人，垂拱二年，遭到酷吏陷害，被杀身亡，妻子籍没。唐中宗李显复位以后，因为刘仁轨曾任东宫旧属，追赠刘仁轨为太尉。刘浚的儿子刘冕，开元年间曾任秘书省少监，他请求唐玄宗为自己的祖父刘仁轨立碑褒扬，得到皇帝的首肯，刘仁轨的谥号为文献。
纵观刘仁轨的一生，最光彩的亮点就是白江口战役，这场海战的深远影响，恐怕连刘仁轨自己都未曾料到，中华文化的火种从此保留在了日本、朝鲜，华夏后人的不肖，使锦绣河山两次沦为异族之手，剃发易服，金钱鼠尾，华夏后人已经不记得祖先的衣冠服饰，到了今天，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不得不接受一个令人痛心的结论，要了解大唐文化，去看日本，要了解大明文化，去看韩国，要了解鞑靼文化，去看当今中国，所幸的是，日本和韩国让我们看到了祖先的风貌，以它们为榜样，也许，这正是中华再度崛起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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