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在谈到时曾经这样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宋之世。”陈先生的这个说法，已经是当代学术界的共识：宋朝一转唐朝的恢弘气象，收敛锋芒，静心修为，开启了一个与唐朝截然不同的文化盛世，造就了中国文化史的新的高峰。
诞生这个高峰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是，欧阳修和苏轼、曾巩、王安石等人的文学造诣和宽阔的大师胸怀，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他们接力棒式的推波助澜，使得北宋文坛逐渐崛起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呈现出人才辈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欧阳修在北宋时期可以说是文甲天下，是举国公推的文坛领袖。而此时的苏东坡刚到中原，初出茅庐，还没有什么名气。欧阳修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读到了苏东坡的文章，他拍案叫绝，说：“取读轼书，不觉汗颜，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此后，他每有机会，必大力举荐，使苏东坡很快为天下所知。
这种心胸，正是欧阳修之所以不是一个一般的文人，而是一代文学宗师的理由。由于欧阳修的大力举荐，苏轼很快名满天下。嘉祐二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等人，对北宋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苏轼在成为北宋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之后，虽然自己总是遭遇厄运，但是始终注重提携奖掖后进。那时，苏轼在朝廷里做侍从官时，他举荐黄庭坚代替自己，推荐词称其“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四人，都是得到苏轼的提携才进入文坛逐渐为世人所知的。
如同苏轼一样，位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也是因为得到欧阳修的举荐提拔才得以崭露头角的。《宋史·曾巩传》中说，“曾巩生而机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从而深受欧阳修的喜爱与器重，在欧阳修提携举荐之下，中进士，任中书舍人等几种官职，进入仕途文坛。
成名之后的曾巩继承了欧阳修的品德，见到优秀的晚辈也是大力举荐。他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结识了王安石，就大力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可以想象，在北宋的文坛，那是怎样的气象啊：文坛领袖把文坛新人推荐上来，把他们培养成大家;推荐上来的新人成为领袖之后又举荐新的晚辈。一代一代，比肩接踵，薪火承传。一个文学盛世因此产生了，一个值得我们效法的时代也因此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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