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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淮滨县被曝光为超载罚款开“月票”。从2011年开始，货车司机每月月初就必须到超限站交3300元至5200元不等的罚款。检查站人员称没开票被抓到要扣车并罚1万元。治超办称每天8000趟次的货车路过，“如果是一趟一检，一趟一罚，人也受不了，机器也受不了”。
[深入分析]
关键词：凸显执罚经济凶猛
“包月罚款”的实质，是将交通运输管理中备受诟病的“执罚经济”从暗处推向明处，是将见不得光的潜规则“合法化”，是将罚款手段赤裸裸地异化为目的，是对公众忍耐底线的挑战。
“包月罚款”是公众不能承受之重，它除了直击令人忧心的法治生态，也折射出民生之艰。如果说在“天价过路费”事件中，公众已经注意到“不超载就不赚钱”的尴尬现实，那么“包月罚款”的出现并成为地方政府和货运司机的“双赢”。
“包月罚款”凸显了“执罚经济”的凶猛，由此我们知道，“三超”现象之所以愈演愈烈，并非是法律的处罚不够严厉，而是在利益的驱使之下，缺乏制约的公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将之玩弄于股掌之间，使之沦为利益谋取与切割的工具。如果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如果缺乏公正严明的执法环境，再严厉的法律，都有被曲解滥用的可能。
关键词：损害政府形象 破坏法律权威
罚款只能在违法之后进行处罚。一个人还没有违法，就进行预先处罚，这违背了我国的法律。月票不是减少“超载”，而是允许人们超载，有了月票，就可以“超载”通行无阻。
包月罚款，有关部门就可以对司机违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司机的超载视而不见，这是用国家的法律来做买卖，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来收取月票，这样的违法治超无法令社会满意更不能有效治理超载现象。
包月罚款，对于司机来说，将会无视法律的存在。司机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会更加肆无忌惮地选择违法或者超载来换取更大的利润。
有关部门在明确知道 包月罚款是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依然采取包月的手段，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不把法律当回事。另一个是在利欲熏心下，让他们不顾一切。月票不是为了治超，而是为了追求部门利益。用治超来谋取部门利益，用法律做交易，这样的治超不但损害政府形象，还损害法律权威，最后只能是越治越乱，有关部门应该予以坚决制止，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绝不能让这样的情况蔓延和再发生。 [学者声音]
双方通过违法，都可获得暴利，可谓一举双赢，但是最终危害的是公路设施的使用寿命，是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国家的制度法规威严。
所谓治超罚款根本就不是为了治超，也毫无治超的作用，而只是借治超之名“名正言顺”地敛财。
此事中，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明显缺位。应提高执法队伍的素质，矫正执法人员的执法观念，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加强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公路超载问题久治无果，很大程度上演变为地方创收，原因在于治超的路径与手段都不对头。应当从规范市场秩序以终结恶性竞争，同时严打监管不作为、渎职与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这两方面问题不解决，超载问题必定无解。
媒体曝光类似滥收滥罚已经不计其数，最后不是应付性地整改了事，就是将责任推给个别临时工。以执法名义带头违法的零成本，是执罚经济屡见不鲜的根本原因。
超载的危害大家都知道，执法部门却只管收钱，难道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在罚款“包月套餐”现象的背后，是执法权力的异化，也就是对权力的目的背离。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服务于公共利益。但在株洲市公路局蛇湖站，权力非为治超，而是为了创收。
[措施]
关键词：摒弃利益执法逻辑
本质上，这种“包月罚款”的做法是对超载行为的变相鼓励，是一种变相的执法创收，只会造成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滋生。治超部门与车主原本是监管与被监管关系，却因为利益异化成了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最终结果必然是公信力的丧失和交通秩序的破坏，比如催生出更多的“马路杀手”，于社会治理而言，显然是得不偿失。
“包月罚款”频频出现，反证这种行政思维亟须得到根治，而治本的办法就是要釜底抽薪，即改革现行的行政罚款按比例返还的做法，将所有行政执法产生的罚款收入上缴国库。只有彻底割断用利益主导执法的逻辑，才可能根除“包月罚款”思维，让城市管理部门下定决心治理超载行为，为城市居民营造一个秩序井然的交通环境。
具体来说，化解超载矛盾需要多管齐下。
我们认为：
一是严格执法，对超载车辆，除了处罚以外，坚决卸载，避免司机产生花钱买超载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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