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日本和尚小栗栖香顶来中国云游，对当时有些中国人随地拉撒的行为非常不爽，写道：“中国人不知廉耻，白昼路上放屎，日人尊儒教，此等不恭，人人耻之。”
一个在北京应试的学子，叫月卿，湖南人，和小栗栖香顶住一个院子，不同意日本和尚的“偏见”，指出：“京师风俗大坏，弟亦说其不洁。外省屋宇皆高，砖砌瓦盖，一尚干净。且农耕要粪，故结茅檐贮屎。师唯见一处，而诽全国，非公论也。”
日本“鬼子”是否相信月卿的说法，我不知道。但我认为这是敷衍的鬼话，为的是不失堂堂中华的面子。反正多年以来，我走了多半个中国，许多地方的厕所除了脏，就是臭。
欧洲的情况也不好。历史上，欧洲曾几次爆发毁灭性的瘟疫，人口锐减三分之一或更多，除去饮用生水难以杀灭细菌之外，粪便处理不当，也是造成瘟疫大流行的重要原因。1585年，法国波尔多市政府颁布法令，要求市民盖厕所，且规定：严禁任何人从窗户往街上倾倒秽物、尿和不干净的废水。
事实上，早在古罗马时期，住在公寓高层的罗马市民，就养成了从窗口随手抛弃前一晚“积累”的粪便的恶习。17世纪后期，凡尔赛宫建成。建筑之金碧辉煌不必多言，可这样一座庞大的宫殿中，却没有一间让贵族、贵妇方便的厕所。
日本是个岛国，地窄人稀，资源贫乏，或许毫不夸张地说，连粪便的供给也不充分。这就使得粪便也成了一种稀缺、有价值的资源。在大陆、在欧洲国家成为问题、困扰人们的排泄物，在日本反倒被当作增加地力、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宝贝，善加利用。既如此，日本的厕所，也就与中国、欧洲大有不同。
《他们来过日本》(1965年)一书，引述16～17世纪去过日本的传教士的话：“为客人提供的是非常清洁的厕所设施，坐落于离房间较远的僻静之处……厕所内部一尘不染，还放着一个香盘和裁好了的厕纸。……每当客人离去后，扫厕所的人会将其彻底清扫一番并撒上干净的沙子，如此仿佛从未使用过一样。厕所旁会有一大罐清水和其他洗手所需之物，因为无论贵贱，他们都有大小便后洗手的习惯。”
这不是说，厕所的清扫和粪便的清理，一定是由释放者自己完成的。实际上，由于人的排泄物具有增强肥力的经济价值，而作为肥料的其他替代物，在日本岛不是更贵，就是难以找到，以至于个人并不具有对大便和小便完全的所有权和处置权。江户时期，东京人口有百万之众，其中，将近一半的人口是居住在长屋中的外地打工者。房东和房客是这样划分所有权的：大便归房东，小便归全体房客所有。房东和房客，都将其作为肥料卖给江户方圆10英里的农户，或以此交换农民的农产品。
一个人的大便值多少钱呢?美国学者苏珊·B·韩利在其所著《近代日本的日常生活》中指出：一般来说，10户人家一年大便的价格超过一两半黄金，刚好相当于19世纪早期一个农民的月收入。
不过，日本人如此热心、有条理地收集粪便，经济并非唯一原因。另一主要动力，是风俗和信仰。日本号称十万大神，厕神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位。据说，厕神容貌绝美，且和中国的观世音菩萨一样，主生育。如果厕所打扫得干净、清洁，舒适宜人，未来的孩子就会漂亮。反之，生出来的孩子就会丑，且命运多舛。
厕神还有一个任务，主收获。日本人像敬拜别的神一样敬厕神，年末，厕所里也要摆上新娘的装饰。在有些地方，还有一个风俗。一家人坐在厕所前的一张草席上，向厕神简短致意，每人吃一口饭，表示领受了厕神的恩赐。要是厕所有味，这顿饭还能吃吗?
我在日本旅游，只有一周时间，没去多少次厕所。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间厕所有异味。不管是大学教学楼、车站、宾馆、商场，还是公园、饭店，所有的厕所，一律干净整洁，甚至有一种清爽宜人的氛围。
野田圣子曾任日本邮政大臣，也是“高干子弟”，其祖父曾任日本运输大臣，可她没有依仗家世，第一份工作是在东京帝国饭店做厕所保洁。上司来检查，问她马桶洗得干净不干净。野田圣子二话没说，自己从马桶里舀了一杯水，喝了下去。她的誓言是：“就算洗厕所，也要做一名洗厕所最出色的人!”
日本还有写厕所的名家——妹尾河童，是日本当代舞台设计艺术家。在所著《窥视厕所》一书中，他从日本写到印度，从江户时代写到欧洲的中世纪以及17世纪的巴黎，从地球写到太空——展示航天飞机上宇航员是如何方便的。从厕所，看到了人类文明之进展轨迹。如此视角，令人叹为观止。最美妙的是，其书不仅有详细的文字，更发挥其绘画的才能，将所见厕所布局图描绘得一清二楚，细致入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