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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时事热点:红会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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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12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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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时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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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和日本红会管理层的产生方式,代表了世界较强大国家红会的一般模式,其与政府在人事方面的“密切关系”大多体现在名誉职务上。在学者看来,中国红十字会拥有副部级的行政级别,同时被列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各级负责人均由同级政府任命,人员参照公务员 管理,独立性不足的体制身份是其遭受诟病的重要原因。

  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认为,学界呼吁的去行政化并不是要求政府给红十字会“断粮”,让政府和红十字会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建议取消红十字会的行政级别,不给行政编制或者事业编制。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组长杨团说,去行政化改革了侵犯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在红十字会系统内部,从总会到地方红会,绝大多数怕摘掉公务员的帽子”。

  在围绕中国红十字会的各种声音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红会的“去行政化”改革。

  不过,去行政化的改革方向在学界并非没有不同声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称,很多国家的红十字会按官办或政府主管模式管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或非政府组织,中国红会的管理体制并非独例。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此前也多次向媒体表示,在世界各国,红十字会都肩负人道援助与国际间交往的职责,与其他社会组织性质不同,必须与政府密切合作,“无论如何改革,红十字会不可能摒弃这一点”。

  那么,世界各个国家红会与政府的关系应该“亲密”到何种程度?“保留行政级别”是不是与政府密切合作的前提?

  管理层如何选任?

  中国红十字会的改革方案中,曾一度希望将“政府的助手”改为“政府的伙伴”,但最终未能实现。在其他国家,红会与政府的关系也十分多样。

  美国红十字会作为民间组织,按照1905年国会通过的宪章,它在和平时期需保持国内和国际备灾体系的能动性,灾难发生时,对瘟疫、饥荒、火灾、洪灾等采取措施。同时还需执行《日内瓦公约》的任务和职责。

  美国红十字会于2007年进行了综合治理改革,同时,宪章也进行了重大修订。改革后,理事会主席人选须由理事会向总统提名,批准后方得担任,除主席外的理事会成员则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成员一般维持在12人至20人之间。美国红十字会以监督严苛出名,曾出现7年5次更换负责人的局面。

  日本红十字会也是受国家认可的非营利组织,由天皇夫人担任名誉总裁,社长、副社长从社员当中推选产生。在遍布全国的地方支部,支部长均由各个都道府县的知事兼任,不过也仅仅是挂名,实际负责人即副支部长从会员中产生。

  美国和日本红会管理层的产生方式,代表了世界较强大国家红会的一般模式,其与政府在人事方面的“密切关系”大多体现在名誉职务上。在学者看来,中国红十字会拥有副部级的行政级别,同时被列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各级负责人均由同级政府任命,人员参照公务员管理,独立性不足的体制身份是其遭受诟病的重要原因。

  红十字会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红会从2011年底开启改革以来,曾设想按照国外一般形式,更加突出红十字理事会的作用,甚至领导层也由理事会选举产生。但该设想由于“过于超前”,没有迈出第一步。

  资金从哪里来?

  美国红会分布在全美的990余个区级或市级分会,均由全国理事会授权,但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分会资金由全国理事会分配,2012年美国红十字会的运营开支为33亿美元。其运作独立于政府,日常运作及救灾资金为公民及企业捐赠,工作人员不由财政供养。它同样接受来自政府的款项,但并非直接拨款,而是当红会按政府要求开展救助工作时,可以获得政府资助,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实现,如血液服务和军队服务。

  不过,当美国红十字会财政紧张时,政府也会进行一定的扶持。2005年,美国红十字会在卡特里娜飓风赈灾中应对不力,被指控数百万美元捐赠物资被不当转移,捐赠者纷纷撤资。到了2008年,红十字会陷入财政危机,国会随即拨付1亿美元,用于红十字会日常运作。基于上述教训,美国政府此后加强了对慈善机构的监管。

  日本红十字会目前拥有多达975万的个人会员及12万企业会员,并在全国分布着庞大的分支组织。在各个都道府县均设立支部,再往下还有市町村机构。日本红十字会的运转资金主要依赖会员的会费,2012年超过460亿元,没有政府资金。

  日本红会的组织末梢,即市町村一级,捐款的筹集由当地公务员义务兼任。每遇灾害,红十字会的职责仅仅是筹集善款,发放则由各个都道府县成立的“捐款使用委员会”负责,视受灾程度实施救助。但在每一委员会中,都安插有红十字会的支部成员,负责作出会计监察报告 ,日本红会百余年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贪污等丑闻。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红会,加拿大红会2011年经费收入约3 .6亿美元,其中近75%与地方基金会和政府资助的具体项目相关,也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其余25%来自地方募捐活动和急救、饮水安全培训 收费。根据加拿大红会网站的说法,它与政府的关系是具体而特殊的,只要不与红会章程相悖,政府可以要求红会采取行动。但在其与政府的关系中,有一项筹资政策为世界各国所鲜见。

  上世纪90年代,加拿大红会因工作疏忽导致血液污染,引起上万名输血者感染艾滋病病毒或乙肝病毒,遭起诉而终致破产重整,声誉受到巨大损害。破产后,加拿大红会经过改革,建立了新的管理模式。加拿大政府也同时建立了“M A T CH”制度,即“一对一比例捐赠”,即在重大灾情发生时,加拿大红会每收到一分钱捐赠,政府就会同样捐出一分钱。在丑闻发生后,许多捐赠者尽管对红会不满,但为争取“M A T CH”,仍选择了红十字会渠道。

  “去行政化”改革何处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认为,红会需要在战场上进行人道救助,需要得到交战双方的认可,一个纯民间组织不可能做到。而在重大灾难面前,各国红十字会跨国运送物资、进行救援,同样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协调。

  但在更多学者看来,国外红十字会与政府的关系虽然紧密,但具体做法与中国有很大不同。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认为,学界呼吁的去行政化并不是要求政府给红十字会“断粮”,让政府和红十字会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建议取消红十字会的行政级别,不给行政编制或者事业编制。

  王名则建议,红十字会应当回归其主要业务,即国际人道援助、救援救护、血液等领域,而慈善公募等无需与政府紧密合作的职能,应完全交由红十字基金会。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此前提出,中国红十字会将逐渐剥离公募职能,将其转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实现“钱事分开”,红十字基金会将彻底实现去行政化,但她同时认为,红十字会本身的去行政化改革“不太现实”。

  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组长杨团说,去行政化改革了侵犯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在红十字会系统内部,从总会到地方红会,绝大多数怕摘掉公务员的帽子”。

  在人事方面,中国红十字会的最新动作,是逐渐增大聘任制人员的比例,从2012至今,红十字总会已经进行了两轮公开选聘,据总会工作人员介绍,聘任制工作人员已经占到总会工作人员的三分之一,聘任制下的人员不参照公务员制度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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