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言必称希腊的社会里，文凭当然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无论择业还是社会地位而言，钱钟书《围城》里的方鸿渐为回乡有所交待而买假文凭的事情，显然源于生活。《围城》里的那句话至今读起来仍非常深刻，“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
近年来在学位方面出现的不良现象，除EMBA，就是出国留学了。而“野鸡大学”不仅价高门槛低，而且危害显而易见，因为能支付起这种高学费的非富即贵，这些家庭的子女出国就是为了一纸文凭，然后回国通过家庭丰富的社会资本进入一些重要部门，庸才驱逐良才，这对普通人来说是非常不利和不公平的。
越来越多的人能出国留学，这原本是一种进步，因为人们在教育方面的多样性更大了，选择更多了，而非以前只能寄望于传统教育体制。但是，单个家庭对自己子女理性的评估仍是必要的。在当下社会里，文凭仅是必要而非充要条件。毕竟，在一个转型经济体里，文凭受到了极大的检验，即只有文凭而缺乏能力的人未必会有好的工作；另外，文凭也受到了来自家庭背景的冲击，即找工作时拼爹、拼背景现象明显。因此，这提醒那些中等收入家庭，应该理性地评估他们在子女留学教育方面的家庭支出，这种教育支出的成本收益比如果太低，那么对家庭来说支付巨大成本的海外留学不划算，也不理性。因为，如果子女能力真是了得，要么可以在公立教育体制中找到一席之地，即考上国内相对较好的大学；要么自己通过考试申请到国外正规大学的奖学金。
当然，谈及根本就无法避开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教育本质上应该是对人所具有的潜质的一种唤醒，是去发现孩子，培养动手能力，这是一些教育家们对国外一些创新不断涌现的国家教育经验的一种总结。对我国来说，相关教育思维的更新是必要的。另外，重估扩招政策或许是一个较好的办法，一些民调曾显示，中国现时最缺专业技术人才以及熟练工，而一些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是事实。大学教育内容与市场需求的对接，也应该得到政策制定者们的重视，尤其是对我国这种社会来说，一般家庭在教育方面投入都比较大，期望自己的子女在大学毕业后找一份好工作是一种普遍心态。如果这种期望不断破灭，那么在普通人中间，知识的地位与分量便会逐步消解，社会知识水平的降低，对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是不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