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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职务犯罪心得体会范文
一直没有向朋友们介绍的是，我是一名县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简称人大常委。按照年初工作计划，7月20日，我们在主管领导带领下，对本县检察院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进行了检查。检察院的正副检察长和相关人员接待了我们，检察长对这项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了全面汇报，听罢汇报后进行了评议。
因为我是分工负责经济法律监督，对“预防职务犯罪”了解的不多，通过这次检查，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深受启发和教育。现将有关资料整理介绍如下：
经查阅有关资料：“职务”在我国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内容复杂的组合性概念。目前在我国的职务分类中主要有：法定职务、事定职务、执行职务、管理职务、决策职务、临时职务、固定职务、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等等，我国的职务分类大典中记载有：8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1838个职业。
职务犯罪的概念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企业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非法活动或者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破坏国家对职务的管理职能，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处罚的行为的总称。
近年来，职务犯罪行为凸显，严重扰乱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行为成了各级检察机关的重要工作，
那么“职务犯罪预防”应预防什么呢?通过今天听取汇报得知：预防职务犯罪应重点从重要领域、犯罪环境、手段、结果入手。比如：金融、国企、司法，工商、税务、林业，城建、民政、交通、国土资源系统等行业和部门既有权力又有资金的行业入手，因为这些行业如果管理制度出现漏洞、公职人员素质欠缺、监督不到位，就成了孕育职务犯罪的温泉，成为职务犯罪频发的重要领域。
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滋生了特权思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各种消极腐败思想，加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社会分配不公、法制不健全、监督检查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形成了产生职务犯罪的特殊环境。唯有重点消除不良思想和社会弊端，打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才能从根源上预防职务犯罪。专家学者们建议：要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狠下功夫：
(一)严教——道德控制
建国之初的50、60年代，我国职务犯罪发案率很低，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思潮的多元化致使传统的道德控制有所削弱，出现了所谓的“道德滑坡”现象。与此同时，反腐败斗争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即过分推崇法制的作用，以为只要订立了完备的法律和制度就能根治腐败，而忽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道德是软弱无力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对于法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而言，道德固然是一种“软约束”，但是道德规范一旦内化为人的信念，其作用是不容忽视也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任何法律和制度都是靠具体的人去操作的，如果人的道德素质低下，再好的法律也可能变成一纸空文，再严的制度也会被钻空子。为此，预防职务犯罪的最佳对策应是“软硬兼施”，即把道德的“软约束”同法制的“硬约束”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功能互补，而不是厚此薄彼。
(二)严管——社会控制
”对于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而言，核心是制度建设，即以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来约束权力的运行，这是遏制职务犯罪的根本途径。严管的目标是使人“不能犯”，这是治本之策，前些年我国的反腐斗争侧重于“严惩”，但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人们逐步接受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略，治理腐败的重心开始向社会控制倾斜，这无疑是明智之举。社会控制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其中最关键的有三点：一是深化体制改革。当前腐败现象大面积蔓延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转轨带来的社会控制弱化，因此，抑制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加速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前几年，“价值双轨制”取消后，猖獗一时的“官倒”现象近乎销声匿迹，这说明深化改革对于遏制腐败有着巨大作用。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会影响整个改革大业的进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避免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从而为市场和社会留一个适度的独立空间。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直接干预的减少，必然会带来权力滥用机会的减少。二是强化权力监督。三是完善廉政法制。要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加紧制订和完善有关立法，以弥补廉法制的空白;同时要特别注重立法质量，我们不仅要实现廉政建设法制化，而且要使廉政法制走向科学化。
(三)严惩——司法控制
司法控制是控制职务犯罪的最后屏障，其目标是借助于刑罚的强大威慑力，达到使潜在犯罪人“不敢犯”的效果。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刑法典，有关职务犯罪的规定有很大完善，但法网粗疏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就总体而言，我国刑法具有刑罚苛厉而法网不严密的特点，而国外立法多采取“严而不厉”的模式。仅以贪污贿赂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死刑，而国外除泰国、韩国等极个别国家外，一般没有判处死刑的规定，甚至很少有判处无期徒刑的，通常是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日本对贿赂罪的最高刑为7年。另一方面， 从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条件来看，我国刑法却显得过于宽松，例如贿赂范围仅限于财物，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线同盗窃罪相比悬殊过大，而且刑种单调，缺乏罚金刑、资格刑这样针对性强的惩罚措施。实践证明，适度扩大犯罪圈比单纯加重刑罚量更能取得遏制犯罪的功效，因此，“严而不厉”应是我国刑法今后改革的方向。二是严格执法。这主要体现在提高定罪概率上，近代刑法学之父贝卡里亚曾指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先哲在18世纪提出的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长期以来，犯罪基数高、定罪率偏低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 而职务犯罪由于隐蔽性强等原因，实际定罪率还远低于其它犯罪，正是由于因犯罪所获取的利益同受惩处的风险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促使许多公职人员陷入犯罪的泥潭，严厉刑罚的震慑力往往被法网疏漏所导致的侥幸心理而抵销。为了有效控制职务犯罪，必须提高刑事执法的效能。为此应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要促使司法人员秉公执法，加强刑事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坚决制止“以风挡罪”、“以官抵刑”等不良现象;二是要努力提高破案率，鉴于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难度大的特点，应专门立法，对此类案件的查处程序、侦查措施、证据规则及举报制度等作出特别规定，还可考虑在刑法上设立知情不举罪等，以促成职务犯罪案件的侦破。三是严惩有方。首先要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其次要注意遵循“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做到宽严相济;最后要常抓不懈，避免“运动化”倾向。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利于教育干部、保护国家财产和公民利益。设立“职务犯罪预防局”，将促使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朝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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