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谓“能走的”，就是有能力走的人，有经济条件走的人。有能力，就是凭借自己的才华和成绩得到国外学校的经济资助;有经济条件，就是家庭的财政开支足以支撑自己在国外的学习生活。
1949年至改革开放初，走出国门，根本不在普通国民的想象范围之内。不仅如此，那些在1949年之前走往国外的人，则给他们留在中国大陆的亲朋带来了可怕的梦魇。从不可想象到想象，从不可以走到可以走，从不能走到能走，这种种变化，其实正是中国人的自由空间不断扩展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能走就走，就是充分享受当下的自由。
1979年1月29日，美国前总统卡特和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华盛顿白宫会谈前交谈。
这种自由，来之不易。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曾多次会见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前就去美国留学、后又滞美加入美籍的学者。这些人中，就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人李政道。邓小平托李政道想办法多让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李政道不负重托，组织了1949年后最早批次的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在中美建交之时，据美国前总统卡特回忆，美国方面曾根据“人权外交”的原则，要求中国实行“移民自由”政策。严格筛选的留学生，加上移民自由，这个结果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不问而知。在卡特与邓小平提此话题时，邓小平问：“你们每年准备给中国多少移民配额?”在卡特回答一个数字后，邓小平对这个当时人口只有一亿多的世界第一大国的总统说：“我们每年可以向美国移民2000万人……”这个让美国人心惊胆颤的数字，与后来美国对中国人实行的严苛签证政策有何种关系，人们不得而知。
进入二十一世纪，那个“坐经济舱来到中国”的美国大使上任后，中国人赴美、尤其是中国留学生赴美几无任何障碍可言。世界在变，美国在变，中国更在变。世界变来变去，美国七变八变，中国左变右变，中国人能走就走，终于变成了现实。
能走就走，是改革开放政策最重要的可见成果之一。1949年之后，(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之下，只有经“组织”选拔的人方能到苏联东欧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留学。中苏交恶后，除学习语言等极个别情况外，始于清朝的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全面中止。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先于中苏改善关系，因此，所谓开放，主要是向日、欧、美等工业发达国家开放。也因此，赴日、欧、美留学成为中国留学的绝对主流。这其中，赴美留学又是主流中的主流。
实际上，从“留学第一人”容闳赴耶鲁留学始，人们都清楚留学生出去学到的肯定不止是纯粹的科技知识。而这，既是各个朝代的中国政府限制学生出国留学、限制学生可留学目的地国范围的原因，也是我主张能走都走的理由。
现今中国，人们把下一代送出国，尤其是送到日、欧、美国家的重要原因，就是想让自己的下一代了解—如果可能的话—过上一种相比较而言更高品质的生活。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存在着较高程度的认同。其证据之一，就是那些完全可以用其所具有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使自己及其家人都过上更高品质生活的人，也几乎全都让自己的下一代加入到留学大军当中。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上述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在持久提升生活品质上的不可靠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即使是那些在这个社会中意气风发、掌控了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的“成功人士”，也不想让他们的下一代再沿着他们的成功之途，把他们的成功再复制一遍……
因此，当代意义上的出国留学，就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而言，其比重其实已经变得越来越小。出国去了解和比较与中国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标准，由此成为一个可以与更高生活品质的社会相融洽的人，这已然成为出国留学更重要的结果。
而这与其说是出去学知识，还不如说是出去学做人。如果说某些知识还有可能在国内学得到的话，那么，某些做人的生活品质则不可被复制于国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