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史上时间最快一次对高考“枪手”进行曝光的案例。今年高考第一天，《南方都市报》以“现在进行时”的方式报道，湖北个别高校多名大学生加入高考替考组织，试图通过充当“枪手”牟利。目前，警方已控制代考嫌疑人，江西省教育部门也已介入调查。
早在2014年11月，该报社记者即与高考“枪手”组织成员接头，以卧底方式混入该组织，一路进行跟踪调查，最终掌握这个高考替考组织的内幕。记者卧底高考替考组织，其中过程想必十分惊心动魄。但相关报道在网上传开后，并没有赢得满堂喝彩，反而出现不少质疑声音。批评焦点集中于，记者为何不在考试前报警，而是进入考场参加考试。有人认为，记者替考也属于违法行为。
我对记者以卧底身份参加考试过程，不是没有疑问。记者若想验证假身份证件能否混入考场，只需要通过身份查验环节即可，无须参加考试。但我更想说，对记者调查如何更合宜的讨论，不该冲淡对替考事件本身的关注。
高考“枪手”现象，就像高考制度的牛皮癣，是对高考公正性的挑战与伤害。遗憾的是，这一现象不仅没有绝迹，近年来反倒随着高考身份查验技术和监管手段的升级而更新换代，呈现出组织化、团伙作案的特征。去年曝光的河南杞县高考替考事件，就牵涉到考生家长、中介人员、枪手以及替考组织人员和充当“保护伞”的有关官员，俨然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
这次曝光的江西替考事件，更多事实仍有待于调查，但从目前情况看，问题已非常严重。替考组织采取跨省作案手段，人员分工明确、行事隐秘。尤为骇人的是，其伪造的身份信息竟然保存于江西教育考试院系统，在江西教育网上，还可查询到照片显示为替考者的高考学生体检报告。究竟哪些人在为这个替考组织铺路，这背后又牵涉到哪些部门，不免让人有所联想。
替考组织的猖獗行为，暴露出有些地方高考现场监管的软肋。如报道指出的，依靠肉眼识别身份证准考证存在漏洞。每年高考，各地都如临大敌，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加以保障。据报道，有的地方今年还采取无人机进行监考。为何在至关重要的身份查验上，手段和技术却如此落后?各地要做到身份信息联网识别，相信并非难事。如公安部门和酒店旅馆就有身份信息联网制度，不妨把这些技术手段应用于高考身份查验流程。
更重要的是，在如何提高替考行为的违法成本方面，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按照相关办法，找人替考者，考生面临的处罚是取消本次考试科目成绩，最高停考3年;替考者若是在校大学生，给予开除学籍处罚。可对那些主事者如中介人员、监考人员，只是简单规定参照相关法规党纪进行处理，其结果往往以行政处分代替法律惩罚。杞县替考事件中，有涉案人员称，自己做替考业务3年，“一点事都没有”。如此，对替考行为又怎能形成足够的法律震慑力。
道高一尺，魔必须高一丈。江西替考事件警示，是时候尽快出台《考试法》，以“作弊入刑”等方式抬高替考的违法成本。例如，2010年有内地学生被人请到香港做“枪手”，持假身份证为香港学生应考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结果被当地法院以串谋诈骗罪判刑入狱半年。这并不是说，只要立法规范就能一劳永逸地根除高考作弊、替考等行为，但杜绝这些行为，法律不能缺席，更不能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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