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不在的陷阱
许云鹤是在出事后才知道“彭宇”这个名字的。然而，在大多数网友的眼中，他的遭遇让人迅速联想起那个南京小伙子。
4年前，彭宇下公交车时，遇到摔倒在地的徐老太太。他说自己把老人搀扶起来，老人却称是被他撞倒在地。结果法院一审判处彭宇支付赔偿金4万余元。该案二审达成和解，但并未披露具体内容。
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看来，“彭宇案”是一种“墓碑式”的判决，它传递了一个恐怖的信号——— 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可以被模糊掉，在双方都没有确实的证据下，这样的判例意味着，“没有证人证明我没撞的情况下，就算我撞了”。“彭宇案”发生后，仅在南京一地就出现了多起老人摔倒在地无人敢上前搀扶的情况。有人感叹，“彭宇案”后，“社会道德滑坡三十年”。在微博上，许云鹤被网友定义为“天津版彭宇”。“彭宇案”发生时，季卫东曾撰文指出一审判决书中存在的荒唐之处。在许云鹤案的一审判决书里，他也看到了相似的影子———“公平原则并不公平的悖论”。
在季卫东看来，引起争议的判决可能来源于《民法通则》所规定的公平原则，比如第132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这一出于避免受害人无法举证对方过失而不得已承担所有损害的“热血法条”，却在实践中导致“冷血判决”——— 即使毫无侵权过失的公民，也可能被责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甚至包括见义勇为的好人在内。
更让季卫东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证据制度存在的巨大疏漏。“谁说了算，不是由谁的嗓门大决定的，应该由科学专业的职能部门作出鉴定和判断。老太太是被汽车撞倒的，还是自己摔倒的，通过医疗鉴定应该可以判断。包括汽车碰到的部位，油漆磕碰痕迹是否能对上，都是可以鉴定出来的。”
然而，曾被红桥法院询问的医师张寅龙表示：“这个我判断不了，应该由法医来鉴定。”
另根据王莉萍回忆，母亲出事8天后，一位警官打电话要老太太当天穿的裤子做痕迹鉴定，她告诉对方裤子已经洗了。“那甭拿了。”电话那边这样说。
这些漏洞就像一张巨大的网上密布的网眼，为这场“罗生门”埋下了一个又一个陷阱。
“司法失去了权威，大家才只能在舆论中寻找相对的客观性。最后变成了主观与主观之间的较量。”季卫东说，“制度的不完善让这个问题变成了让人心寒的伦理问题———当一个人无力承担责任时，可能必须要找一个人承担，当然话讲到这个份儿上挺恐怖的。”
每个人把所有人当成不可信任的敌人
然而，就在所有人将矛头指向判例的荒谬之时，另一种声音也在网络上出现：“假如是许云鹤撞了人，但是因为证据不足，那么他完全可以说自己当时停车是去救人。那么以后那些躲过监控镜头的交通肇事人会不会如法炮制？我们对谁都没有成见，但两方肯定有人撒谎，甚至都在撒谎。无论是谁撒谎，都让人寒到刺骨……”“在现在的社会现状下，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发生的可能。”季卫东坦言。
事实上，早在“彭宇案”发生时，便有媒体从伦理学的角度这样解读：1990年代以来主宰公共空间的经济学，把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论假设，普及成一条伦理戒律。凡此种种前因后果，推动中国跌入一个伦理道德空白的深渊。人们回复到了哲学家们所说的自然状态：每个人把所有人当成不可信任的敌人，与他人打交道，成了一件让人们普遍焦虑、恐惧的事情。
季卫东引用英国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理论解释这个现象：当人们缺乏对社会契约的信任时，就会重回“万人对万人的战争”状态，在这种相当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下，他们互相反咬，甚至互相吞噬。
在季卫东看来，这种现象在“许云鹤”一案中很明显。“当社会规范、法律规范都不能发挥功能时，舆论就作为一种规范开始起作用。”
二审开庭前一周，许云鹤曾写了一封《助人为乐，反被讹19万，法院乱判葫芦案，何处申冤》的帖子，发在天津汽车论坛里。一位名叫“郑大善”的网友把它转到了微博上，并加上了“舆论救助”4个字。很快，这条微博点击率突破了五位数。
就在那条微博被疯狂转载时，王秀芝一家还不知道网络世界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同学的女儿跟王莉萍说：“大姨，你看看，可能是姥姥那个事儿闹大了。”
随后，王莉萍的侄女注册了“事实真相009”的微博，并发布了从交通大队那里获得的事发现场照片。
有网友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不信法，也不信人，还能相信什么？”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中国社会的液态化，整个社会都是水一样流动的。没有一个准确的制度框架和行为标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混乱的博弈。”季卫东说。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