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张千帆等15位学者联名提请国务院和教育部，呼吁取消高考(微博)和招生工作中的考生户籍限制。10月28日，20多位随迁子女家长共同起草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公布。方案建议，应“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不再把户籍作为高考报名的限制条件，高考报名资格依据学籍和父母经常居住地等标准认定。（《京华时报》10月30日）
此番20多位随迁子女家长共同起草并征集了5.1万人签名的方案，意在表达这样一种诉求，为了让“异地高考”制度早日落地，家长们宁愿“越俎代庖”，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拟定出方案来，以此来“倒逼”异地高考加快进程。这种积极的主观愿望固然值得称道，但问题是，“异地高考”从来都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
“异地高考”推行之难，和户籍改革之难有异曲同工之处。户籍改革之所以难度颇大，这些年来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究其根源，改革从技术上讲没有任何障碍，真正的难点在于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和公共福利的非均等化，户籍制度不过是将这套不合理的制度，具体地分配到个体头上的一个“技术性手段”而已。换言之，只要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体系没有松动的迹象，改革要么是形式大于内容的“象征性改革”，要么遭遇太多的阻力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
“异地高考”同样如此，从技术上讲，将高考与户籍脱钩一点都不难，甚至说制定出一整套的方案也轻而易举。可问题是，“异地高考”诉求的目标，是教育资源分配的均衡化和获取教育资源机会的均等化，而“异地高考”之“异”，在于不同的考生群体，由于外在因素的制约，从而在分享高等教育资源的能力和机会上有很大差别。因此，“异地高考”的症结不在于考试地点和经常居住地之间存在的空间差异——我相信，如果北京人流动到河南，他一点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异地高考”。
从这个意义上讲，“异地高考”不可能像有论者所言，能够摆脱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实现“单兵突进”，因为在机会严重不均等的前提下，哪怕设置再严苛的“异地高考”门槛，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违规流动”的高考移民都会趋之若鹜。但凡能达到异地居住条件的家长，会不惜一切代价让孩子流动到选择机会更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