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良师益友
当时，有49名中国实习生分配到全美各地，我担任总领队。开头四个月，我被分配到俄勒冈州的一个奶牛场。后来，负责这个项目的美国农民教育协会将我调到华盛顿州的一个小麦农场。这一调，可以说是影响了我以后的几十年。
原来这个小麦农场的主人非常了不起，他叫鲍勃·齐默曼(Bob Zimmerman)，是该州的小麦协会主席，又是著名的农机发明家。到了他那里之后，我又了解到他是二次大战参加攻占日本本土战役的侦察班长，荣获过青铜勋章。1979年5月，他曾经和他夫人作为美国农业专家代表团成员访问过中国。当时，美国农业杂志还刊登了他对中国农业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我们许多实习生都读到了，大家对我被派到他那里去实习都羡慕得不得了。鲍勃夫妇亲自在凌晨去长途车站接我，一家人热情欢迎我。
没想到十天后的一个下午，鲍勃的儿子唐恩把我从农机修理车间叫去，说他父母要找我谈话。进屋后，只见鲍勃夫妇神情严肃地坐着。
鲍勃手里拿着一封信，说道：“这是我们写给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胡定一夫妇的信，谈的是关于你的事，在发出这封信之前，想先请你看一下。”接着，鲍勃把信递给我，然后他们夫妇俩就静静地望着我。
我将信纸小心展开，鲍勃那清秀的英文字迹映入眼中。我记得信中写道：“尊敬的总领事胡定一先生和夫人谢恒女士：
我们俩人去年9月到中国访问，受到很热情的接待，各方面感受之深超过事先的想象，这是我们一生中难忘的经历。我们也看到中国农民是如此辛苦和勤劳，但产量却是那么低。那里的土质条件远远优于我们这里。栽培技术上问题太多了!我们热爱中国，热爱中国农民。我们感到不安，我们为他们着急，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今年4月，你们光临我们农场参观，这是我们极大的荣幸!后来，你们提议派一个中国农业实习生到我们农场来学习，我们高兴地表示同意。7月19日，美国国际农民教育协会派来了孔太和先生，我们高兴地迎接了他。我们原想他起码是个农业技术员，但经过接触，发现他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靠他是很难将我们的技术带到中国去的。另外，他也不会驾驶，不是我们农场工作所需要的人。”
读到这里，我觉得冷汗正顺着背脊往下流。我控制住自己尽量不让拿信的手发抖，硬着头皮再读下去。只见信中接着写道：“但是，经过一星期的相处，我们发现他还是一个可以被接纳的人。我们打算从以下方面来改善他的不足，尽量使他学到最多的东西带回中国去……”
这封信后面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当我读完信后，鲍勃相当诚恳地询问我的看法。我说了三个词：“同意!很好!谢谢!” 鲍勃又一次问：“真的?我们明天可要寄出去的!” 我再一次表示：“同意!很好!谢谢!” 我走出门时又说了一声：“谢谢!”
这的确是发自我内心的声音。
十年再见承诺
我和鲍勃夫妇几乎天天、甚至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交流。他们问我有关中国的事，我问他们美国的事。他们说，虽然他们访问过中国，但真正了解中国是通过和我谈话。而我对美国特别是美国文化的了解，也是通过与他们一起生活获得的。
我们这一批共49名中国实习生分散在全美各地，那时的长途电话费很贵，大家手头都非常紧，根本打不起电话，大多数人都感到与世隔绝，非常孤独。出国时国内领导让我担任总领队，我开始也不知如何与其他实习生联络。后来，我征得鲍勃的同意和支持，借用他的复印机等办公设备，复印剪辑美国中文报纸的新闻和实习生来信来稿，汇总国内农垦部及中国驻美使领馆等各方的指示，编印了一份小报，当时驻美大使柴泽民为我们题写刊头《实习通讯》四个字。小报通过美国农民教育协会分寄给每个中国实习生，以及美国使领馆和国内有关部门。
1980年，当时中美建交才一年，而国内的人们对美国的情況都很关注，特别想知道美国人实际生活是怎么回事，但当时到美国来旅游和留学的人廖廖无几，更不要谈和美国人住在一起。我在繁忙的实习劳动之余，写下自己在美国农场的所见所闻，寄给国內媒体。当时上海的解放日报(农村版)为我开辟一个《美国来信》专栏，先后发表了我写的28篇短文。当时，有不少读者写信给报纸说他们拿到报纸都先读《美国来信》。
其实，当时的美国人对中国也感兴趣，对我们这些来自中国大陆来的青年农民也十分好奇。鲍勃应邀到各处介绍他的中国之行时，总要放映他在中国拍摄的幻灯片，同时也带上我，回答美国朋友的各种问题，顺便让我讲来美实习的感受。
二十年后，我在纽约从事民间美中文化交流活动，创办刊物，其实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鲍勃农场“洋插队”时经历的一种延续。
2016年6月17日，孔太和主持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庆贺陈香梅女士91寿辰的大型活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章启月出席并致辞。
美国和西方文化中“尊重人”这一条，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除了上面讲到的“坦诚”( 透明度)的故事外，鲍勃一家许多与人相处的细节让我刻骨铭心。比如待人接物的认真 —— 他们要带我去什么地方或让我见什么人，都会把有关这个地方和这个人的情況告诉我，有时还把有关的书面资料提供给我。
还有就是守时 —— 约好时间从不迟到，提早到达就在周边转或停留，直到约定时间才去敲门(他说提早敲门会干扰别人，也是不礼貌的)。
还有一点就是守信 。实习期满，他们送我到灰狗长途巴士站(我经旧金山回国)，鲍勃说：“我们会很想念你。一年后会想法邀请你和你妻儿一起来住半年、一年。”我说：“这事很难。” 鲍勃说：“那我们十年以内总要再次见面吧。” 结果，他们半年后就写信给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积极张罗这件事。之后的几年间也一直在为这事努力，但由于们国内的阻力太大未能如愿。1989年底，鲍勃夫妇又向我发出邀请信。经过努力和各级领导批准，我终于可以以“私人访问”的名义再来美国。鲍勃夫妇到灰狗车站接我，当我坐上车时，鲍勃和我同时讲了一个词“Ten years(十年)! ” 距离我们第一次访问已经整整十年!
在那个十年中，以及后来的岁月里，我和鲍勃一家一直保持联系。鲍勃先生于2001年3月不幸去世，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此后，我和我全家大约每隔两年去一次鲍勃农场过感恩节或圣诞节。2014 年我邀请高中同学周天乐和我一起去鲍勃农场过圣诞节，他拍摄了一部视频，编辑了我和鲍勃的故事，在优酷、土豆及微信上发布，引起许多人的兴趣。
我的洋插队故事，就是一个中国知青家庭和一个美国农民家庭三十六年友谊的故事。这个经历，影响了我的后半生。
这事对我震动很大，因为在国内，很少发生领导或其他人将他们对你有不满或失望内容的信在寄出去前让你读一下，听取你的意见。鲍勃他们让我读的理由就这么简单：“这封信是有关你的。”而他们对我的不满和失望，是基于对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的承诺和一心想帮助中国的满腔热忱。我被他们的坦诚感动，也深切体会到这种坦诚、这种透明度是对人最大的尊重。很多年后我从事美中文化交流在与美国各界人士交往过程中，也特别注意这一点。
追寻华人楷模
根据当时美国的政策，只要是1990年4月11日前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都可自动居留并允许工作至1994年7月1日，到时若无特殊情况发生，即可申请绿卡。我是1990年3月25日入境美国的，所以根据这个规定可有较长时间留在美国，到更多地方和更多领域了解和体验美国社会。
鲍勃夫妇支持我在美国闯天下，但他们认为我什么地方都能去，就是不能去纽约，因为在他们的眼里纽约太乱，他们不放心。他们打电话给许多亲友帮我介绍工作，但都没有成功。我是在上海长大的，喜欢大城巿，不忌讳光怪离陆，喜欢冒险“看新鲜”。所以在1990年底，我来到了纽约。
我先是在亲戚在皇后区开的一家外卖餐馆当学徒，从接电话、送外卖、厨房打杂做起。八个月后，我到朋友开的一家箱包公司当仓库管理员，也经常帮忙送货，跟着公司的大卡车跑遍纽约五大区，看到那些批发店、小百货店里玲瑯满目的商品，还有那些来自中国、韩国、印度等地的小老板们艰难经营的情景。
后来我受聘当过国内一家集团公司在纽约分公司的雇员，考察美国的饲料行业和人类保健品市场。总之，我看到了美国基层社会的生态，特别是在这个阶层中华人华侨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我看到绝大多数在美华人守法、勤奋、刻苦、节俭。他们珍惜的是赚钱致富的机会、买房，让下一代进长青藤大学，然后就是保证安度晚年，这就是他们生活的动力和目标。当然，这无可非议，但因为我当初跟鲍勃这样的“美国最伟大的一代人”朝夕相处将近两年，总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华人圈里也应该有象鲍勃那样在二战时敢于上前线出生入死，在和平时为了发明新式农机又不惜散尽家财的人物，华人不应该都是只管自己头上的一片天。
2003年至2004年间，我在法拉盛一家名叫“书源”的书店当经理，接触到不少文化界和商业界的华裔人士。有一天来了一位白发老人，他说他叫马大任，时年86岁，曾在飞虎队工作一年，当陈纳德将军的译电员。他是图书管理的专家、教授，退休前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东亚图书馆馆长。现在他致力于一个由他发起的“赠书中国计划”，就是收集美国图书馆、研究机构及教授学者本人或他们的遗属捐赠的学术书籍，然后运到中国去，充实中国各地大学的书库。我当时有点半信半疑，一个86岁的老人还能亲历亲为这种收书运书的事，还要倒贴人力钱财?后来我参与了，经常跟他去收书，到仓库去理书、清点、装纸箱等等，了解到他的实际付出远比他自己说的多得多( 马大任先生目前已经移居旧金山，今年96岁了，还经常出现在收书送书的现场。他发起的赠书中国计划，至今已向中国各大学运去40个集装箱)。围绕在马大任身边的志愿者大多年事已高，有的住在马里兰州，开车三个多小时到纽约来帮助理书装运。
这些黙黙无闻做好事的华人深深打动着我，也让我觉得应该传承和宣传这种精神，多为社区和中美两国民间交流做些事。后来我就成立了一个美中文化交流促进协会的组织，经常邀请两边的各界人士互访，包括2014年5月我组织国内顶尖手工艺大师参加联合国和美国国会的交流活动，这些活动既让那些参与者，也让我本人受益巨大。时代在变化，中美文化交流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停地变化。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中美之间既有文化交流的需求，也有实现这一交流的舞台，这就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