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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濮议”之争
嘉祐八年(1063年)春，北宋第四任皇帝仁宗赵祯逝世，皇太子赵曙即位，成为宋朝第五任皇帝(史称宋英宗)。赵曙不是赵祯的亲生儿子，而是濮王赵允让之子，原本没资格继承皇位。由于仁宋赵祯所生的三个儿子相继夭折，赵曙才于嘉祐七年(1062年)被立为皇储。
英宗即位后几天表现很不错，赢得了群臣的拥戴。不料第四天晚上，英宗突然得病并产生幻觉，说有人要杀他。到第八天，为仁宗举行大殓，英宗竟然在先皇灵柩前呼叫狂奔，幸好宰相韩琦果断处理，才避免更难堪的场面出现。鉴于英宗生病不能主持政务，群臣请曹太后垂帘听政，一旦英宗病情好转，太后就应还政。后来英宗康复了，而已然习惯垂帘听政的曹太后却迟迟不肯还政。不过，经过韩琦等大臣据理力争，曹太后终究还政于英宗。
英宗亲政不久，韩琦等人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此时距仁宗去世已有14个月，英宗表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等到满24个月再说。英宗有意往后推延，无非是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九日，韩琦等人再次提出这一议题。英宗没有独自决断，而是下诏将议案送到太常礼院，让两制(唐、宋翰林学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诏令，称为内制;中书舍人与他官加知制诰衔者为中书门下撰拟诏令，称为外制;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合称两制)以上官员进行讨论。于是，针对英宗生父濮王赵允让的名分或称谓展开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之争。
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英宗应该如何称呼他的生父赵允让?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认为，赵允让是英宗的父亲，英宗理应称其为皇考(已故父亲)。而以司马光、王珪为首的两制官员则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考(已故伯父);他们主张英宗称其父为伯父，主要是基于儒家学说，依照儒家的宗法观念，英宗是以“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于大宗“法定父亲”(赵祯)的堂兄(赵允让)，当然要称为伯父。英宗心里倾向于称皇考，但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将两种方案提交百官讨论。
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的大多数会迎合他们的意头。谁知情况出乎意料，赞同两制官员方案的竟然占多数，而支持他们方案的只是少数。很长一段时间，围绕已故濮王的名分议论纷纷，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充满火药味。同知谏院蔡伉觐见英宗时，跪下来痛哭流涕，说如何称呼濮王，关系到国家兴亡。御史中丞贾黯临死前特地留下遗书，请英宗一定要称其生父为伯父。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侍御史范纯仁、吕大防等人联名上奏，指责欧阳修为取悦皇上而“首开邪议”，并对韩琦、欧阳修进行人身攻击，把他们归类为“小人”。曹太后也介入此事，她亲自起草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英宗不应称濮王为皇考。英宗眼看形势不妙，只好决定暂缓讨论此事。韩琦也意识到，要想扭转被动的局面，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因此有必要争取她改变态度，在适当的时候主动出击，一锤定音。
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的一天，英宗与中书大臣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把他召来商议，当场即议定称濮王为皇考，由欧阳修亲手起草两份诏书，一份给皇上，一份送太后。到了中午，太后派官宦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给中书省，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一看，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只是上面多了太后的签押。曹太后一直与养子英宗不和，且不赞同称皇考，这一次改变主意，似乎令人费解。于是，就出现一些传言。有人说，这诏书是曹太后酒后误签的，酒醒后追悔莫及;有人说，是由于韩琦、欧阳修对太后身边的官宦做了“公关”，太后最终被说服。不管怎样，有了太后的权威认可，事情总算搞定了。
濮王的名分虽然尘埃落定，但是由此引发的争论并没有平息。吕诲等人不甘失败，以辞职要挟，一边“居家待罪”，一边联名上奏，再次攻击韩琦、欧阳修，说他们“诖误圣心”“欺君负国”，应该诛之以谢天下。英宗想息事宁人，召集宰执商议对策。韩琦只对英宗说了一句话：“臣等是忠是邪，陛下自然知道。”欧阳修则表示：既然御史认为他们与臣等难以并立，若陛下认为臣等有罪，即当留御史;若陛下认为臣等无罪，听候陛下取舍。英宗犹豫再三，最后决定将吕诲等三御史贬出京城。英宗自知这三人也没犯什么大错，特地对身边人嘱咐：“不宜责之太重。”殊不知，英宗这个决定引起一些大臣的强烈反应，司马光等人不仅为三御史鸣冤叫屈，而且联手所有台谏官员请求一同贬职。如此闹腾，英宗感到压力“山大”，只好在两派之间搞平衡，许以执政职位安抚反对派主要人物王珪。
现在看来，这一场“濮议”之争，完全是小题大做。皇帝给生父什么名分，果真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么?答案是否定的。毫无疑问，一个国家的兴亡关键取决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与君主怎样称呼其生父并无关联。当然，司马光、王珪等人硬是把这问题上纲上线，上升到国家兴亡的高度，也有他们的道理。在他们看来，英宗已入嗣仁宗，再称其生父为父亲，就不合儒家的宗法礼制，如果违反“礼法”就不成体统，就会乱了套，就会危及国家根本。其实，他们的忧虑不仅是伪命题，而且不符合历史逻辑。综观历史，有哪个王朝的兴亡维系于此类事情?古罗马恺撒将屋大维收为养子，在罗马并没有引起争议，既没有危及罗马存亡，也没有影响屋大维成为一代英主。
不过，那些士大夫敢于据“礼”力争，也难能可贵，起码体现出刚正不阿的气节和操守。问题在于，他们所坚守的“礼”，却偏离了常情与常理。从实事求是出发，父亲就是父亲，这是谁也不可否认的事实，称自己父亲为父亲，可谓天经地义，何必非称伯父不可。然而，那些教条般固守礼法的卫道士们，为了一个称呼竟然口诛笔伐，争论不休。他们的所作所为，充分体现出思想僵化、食古不化，已经失去判断时局、辨别利弊轻重的能力。他们视宗法礼制高于一切，而忽视关乎民族存亡的国计民生。在面临契丹、西夏侵扰和“三冗”(冗官、冗兵、冗费)的双重压力下，范仲淹推出新政、王安石实行变法。也正是他们这些人竭力反对，终究让范仲淹、王安石的富国强兵梦化为泡影。
此外，那些卫道士往往以正人君子自居，喜好把持不同见解者一棍子打死，大肆予以人身攻击。欧阳修就曾被吕诲等人指责为“人神共弃”的“豺狼”“奸邪”，王安石也曾被吕诲等人描述为“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的恶人。本来是出于公事之论，如若演化为人身攻击，就容易捆住有担当政治家的手脚。苏辙曾经指出：“时执政大臣岂皆尽贤，然畏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随即屏去。”如此政治生态，使得庙堂之上充斥着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碌碌无为的庸官。王珪在“濮议”之争中表现得非常活跃，他做了16年宰相，结果毫无建树，被人讥讽为“三旨宰相”(只知道“取圣旨”“领圣旨”“已得圣旨”)。
“濮议”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为此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牵扯了皇帝、宰相和众多大臣的心力，由此耽误治国理政大事，可谓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