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谢胡子”是谁
在中央苏区时期，谢觉哉就以其一心为民的形象，受到了苏区人民的衷心爱戴。在中央苏区，凡是和谢觉哉接触过的同志都知道，“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是他工作中用得最多的口头语。谢觉哉一直十分注意听取来自基层的声音。对来自地、县、区、乡等基层单位的同志，谢觉哉总是热情接待，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特别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谢觉哉更是竭尽全力，从不推诿。遇有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谢觉哉也实事求是地和来访者说明具体原因，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从不草率行事。来自基层的同志，无不被他认真负责、热情服务的精神所感动，都对他表示感谢，但谢觉哉总是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谢觉哉情系百姓，嫉“贪”如仇。他起草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成了我党惩治腐败的第一项法制条文。1933年11月，谢觉哉来到瑞金县检查政府工作。他对瑞金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时间很紧，只有半天工夫，所以只能听听面上汇报，了解主要情况，但是汇报要实事求是，不能有半点虚假。可是，杨世珠在汇报时，只夸夸其谈工作成绩，闭口不谈存在问题，还一口一声“老首长”、“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讨好奉承地套近乎。谈及财政收支账目时，杨世珠或所答非所问，或前后矛盾，怎么也说不清楚，这不禁引起了谢觉哉的怀疑。
中午时分，瑞金县苏维埃财政部长蓝文勋大摆酒席，说是为中央领导接风，当场便遭到谢觉哉的指责。他说，毛主席每天的生活标准也只有3钱盐、2钱油、8两米，他办公到深夜，都是以南瓜充饥。在苏区，谁也不准搞特殊，更不允许用公款吃喝。谢觉哉见到杨世珠、蓝文勋等一片慌乱神色，心中的疑点更多了。为了弄清真相，他趁午后休息时，走访了两位老干部，果然发现问题严重，于是马上派人向中执委作了口头汇报。
下午，谢觉哉在县苏维埃常委座谈会上突然宣布：延长检查时间。翌日，中执委便派来工作组通过突击查账，发现会计科科长唐仁达吞蚀各基层单位上交的节省款、群众退回的公债谷票款、变卖公共物件款，以及隐瞒对财主的罚款等，共有34项之多，合计大洋2000余元。还顺藤摸瓜挖出了集体贪污款，数额高达4000余元。
谢觉哉愤怒了。他平时慈眉笑眼、从不轻易发脾气，是大家公认的“好老头”。他在县常委会上声色俱厉地对杨世珠、蓝文勋等呵斥道：“你们称得上是共产党员、苏维埃干部吗?当前战争够残酷的了，大家都在千方百计节省每一个铜板、每一斤口粮支援前线，想不到瑞金县竟有用群众血汗养肥的贪污吏!”接着，谢觉哉代表工作组责令杨世珠、蓝文勋停职检查，并宣布将唐仁达逮捕法办。谢觉哉结束检查后，立即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十分赞赏他的果敢措施，认为惩贪治腐就必须这样雷厉风行，当机立断。为了从根本上铲除丑恶，谢觉哉又对毛泽东建议：“必须立法建规，昭示天下，以便广大群众监督。”毛泽东听了，沉思片刻说：“好，你谢胡子敢于开刀，我毛泽东决不手软!”
几天后，谢觉哉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项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长)何叔衡等人讨论研究，起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
此项《训令》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签署，于1933年12月15日颁布实施。此后，全苏区开展了“执行《训令》、反贪倡廉”的群众性运动。在此威慑下，一些犯有贪污罪行的人纷纷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萍乡、上饶等地区，还出现了父亲检举儿子、妻子动员丈夫去政府坦白的事例。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十分形象、生动地记叙了这个情景：《训令》如霹雳，震得天敌响。蛀虫再狡猾，休想走过场。
解放后，谢觉哉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还常常回忆这段往事，称当时的《训令》尽管不完善，较粗浅，但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最早制订和颁布的法制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