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中国古代士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以下是出国留学网小编为您整理的xxxx，供您参考，更多资讯请点击(https://www.liuxue86.com)查看。
传承千年中华：学校发展史
由唐而宋元明清，经千余年的发展，书院得以遍布除今西藏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区，数量至少有7500所以上，成为读书人文化教育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1901年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令，将全国书院改为大、中、小三级学堂，然而书院发展的历史并未因此而终结。书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其千余年的发展历程并非僵化保守、一成不变，而是紧随时代主题的变换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自我改造，力求在适应新环境的基础上改变环境并形成新的时代特色。以下我们将领略不同历史时期的书院风采。
唐五代书院
书院产生于唐代初年，最初它只是士人的读书治学之所，随后便将其服务范围从个人扩展至众人，担负起向社会传播文化知识的责任，开始了传道授业的教学活动。唐代士人还根据他们各自的文化素质、需要及当时当地的条件，不断赋予书院以新的内涵，使其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功能。唐代民间书院最可靠也最生动具体的记录，见于当年文人骚客的诗作之中。唐诗中描绘的书院多数是士大夫的私人读书之所，但它同时向社会开放，接纳朋友、学者、文人、墨客、道士、和尚，他们齐集其中游宴、教学、讲会、品诗、论文、研究著述、讨论时局，具有书斋所不可能有的广泛的社会性，成为公众文化活动的场所。
当民间社会循着“聚书→读书→聚众读书”的路径，衍生出书院这一前所未有的士人组织之后，官府也于唐代中期，因袭“聚藏群书”、“校理经籍”的秘书省之责，在中书省推出了丽正、集贤书院这一全新的官方学术机构。是为有别于民间书院的第二个源头。官府书院组织比较严密。院中先后至少设有院使、学士、直学士、知院事、副知院事等39种职事。每种职事既责任分明，各司其事，又相互配合，共同协作，维持书院的正常运作。学士是集贤书院的核心，学士中选宰相、常侍各一人分任知院事、副知院事，以为院中正副长官。丽正、集贤书院虽为官府，但它毕竟不同于治世牧民的衙门，刊辑、收藏古今经籍，讲学论道，燕饮撰文，招贤论典，顾问应对的性质，都使它远离赋税兵农的实际政务，而致力于文化学术事业的追求。
唐五代时期，见诸文献记载的书院有72所。在中国书院的发展史上，这一段漫长的时期，还只能算作书院的起始阶段。尽管如此，书院带着官民两种传统，已然发育成长起来，具有了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初期形态，后世书院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与书院发展的初级阶段相适应，这个时期书院的功能也呈现出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变化、发展成为书院的主要特征。从此，中国社会就多了一种崭新而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
北宋书院
宋代是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空前发达的黄金时期。其间，书院总数达到720所，是唐五代书院总和的10倍以上。两宋时期书院的发展各有特点，北宋以“天下四大书院”为代表，强化的是教育教学功能，书院作为学校的一种，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宋初为了巩固时时受到威胁的政权，统治者无心亦无力于文教的发展。面对这种形势，有责任感的中国士人首先起来自觉地分担起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职责，书院渐渐兴盛于民间。与此同时，北宋政府也采取了因势利导的文教政策，大力支持渐兴的书院。朝廷通过连续不断地赐田、赐额、赐书、召见山长、封官嘉奖等一系列措施对书院加以褒扬，书院办学条件因此得到实质性改善。新生于唐代的书院，至此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替代官学的角色同时也强化了书院的教育教学功能。
“天下四大书院”是宋初书院影响之广、声势之大的具体体现。这一由南宋书院建设者们提出的概念，起初所指各不相同。最先提出者是南宋诗人范成大，乾道九年(1173)二月，范成大游石鼓书院，将其见闻记入《骖鸾录》中，称“始，诸郡未命教时，天下有书院四：徂徕、金山、岳麓、石鼓”。徂徕为石介所建，在山东徂徕山。金山即茅山，在南京，侯遗所建。岳麓即岳麓书院，在长沙。第二个提到四书院的是吕祖谦。吕氏为理学名家，建有丽泽书院讲学，与朱熹、张栻相齐，并称“东南三贤”。淳熙六年(1179)，朱熹任职南康军，修复白鹿洞书院，聚徒讲学。为纪其事，请吕祖谦为作《白鹿洞书院记》。记中称“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吕祖谦的定义，有着明确而理性的目的，书院讲学成为一种事业的追求，“四书院”也就赋予了更多的学术意义，甚至成为一种符号与象征。
北宋中后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显著发展，政府已完全具备了恢复和发展官学系统的实力，自庆历四年开始到宋室南迁，80多年时间宋廷就开展了三次兴办官学的运动。在这种形势下，宋初兴起的几十所书院，在此运动中多被废弃或改为府县学。此时书院虽失去了政府的支持，表面上冷落，但得力于以士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支持，获得了比前期更快的发展。不同追求、不同爱好的人，皆可以运用书院来实践自己的理想，是为一种超强的文化适应力。正是这种适应力，使得北宋后期的书院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功效，在作为主流的学校性质的书院之外，还衍生出墨客游览、骚人放歌、学者著述、大师传道等等不同类型、各有特色的书院。书院在北宋后期发生了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流变。
南宋书院
南宋时期书院总数达到442所。以江西为中心，周边的浙江、福建、湖南诸省，形成了一个占书院总数74.43%，势力强大的书院密集区。南宋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它的最大特点是在学术大师的指导下，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制度得以完全确立。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进入官学、书院、私学三足鼎立或者说三轨并行的时代。
两宋之际，士风败坏、人民反抗的严酷现实，向南宋新一代理学家们提出了收拾人心、重建伦常、以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维系世道民心的任务。以张栻、吕祖谦、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大师在长期兴复创建书院的实践中，逐渐明确了建设书院的目标，提出了追求中的书院理想。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谋求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共同推进书院的建设事业，而以恢复官方对书院的支持与投入最难。为此他们从兴复宋初“天下四大书院”入手，反复强调先朝对书院的奖励褒扬，意在请官方承认书院运动的合法性并以实际行动支持书院建设。淳熙八年(1181)十月，朱熹在面见孝宗皇帝时，不顾执政大臣警告，当面提出为白鹿洞书院赐书赐额的请求，终获批准。从此，书院又获得了中央、地方官府以及民间力量的共同支持，迎来了南宋书院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从批评“学校科举之教”入手，建立官方书院，使之成为与州县官学并存而又能修正其沉迷科举弊端的另一种官方教育模式，是理学家们追求的第二大目标。理学家们提出，书院不以科举为目的，而以讲学为指归，希望以自己理学的教育理想来化解消融书院生徒的利禄之心，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理学家的书院运动，最终在理宗、度宗时期(1225-1274)得以完成，程朱理学由此获得了官方正统思想的地位，官民两股力量密切配合，将理学和书院一体推向了繁荣。
书院到南宋发展进入其制度化的确立阶段。其主要标志为：第一，书院和理学互为表里，荣辱与共，形成一体化结构。第二，规制日趋完善，研究学问、教学传道、藏书、刻书、祭祀学派祖师、经营田产等成为书院的六大事业，书院成为一个功能完备而且可以独立运作的文化教育组织。第三，内部的职事设置日趋合理，书院的组织管理已臻完善。第四，各书院开始制订并执行学规、规程、揭示等规章制度以规范自身的行为，宣示自己追求的目标与学术文化主张。这种自觉的举措，是书院制度走向成熟并最终确立的重要标志。
南宋是书院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各地各个时期涌现了很多可以效法的典型，其中尤以岳麓书院、丽泽书院、白鹿洞书院、象山书院四大书院为代表，成为后世书院建设的榜样。
元代书院
元代虽为蒙古贵族统治时期，但他们对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书院也相当重视，多方扶持倡导，蒙古、色目人和汉人、南人一起加入到书院建设者的行列，创造了“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的历史记录。元代书院总数为406所，建设年平均数为4.142所，远高于南宋的2.888所。故而，元代承南宋蓬勃之势，仍然处在整个书院史上的上升发展阶段。
因应大量宋移民的存在，元政府的书院政策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与南宋政权对峙时期，主要是保护书院，并仿而建院讲学，宣扬理学于北方，以彰明崇圣重儒的姿态。夺取全国政权之初，主要采取了准许招师讲学，提倡在先儒、名贤过化经行之地建立书院的措施，以学术自由来缓解政治上的普遍的反抗情绪。同时又将山长纳入官僚体制，通过行政运转如升迁调动等来防止学术自由发展为政治不满或反对势力。经过30余年的经营，到仁宋时期，恢复了科举考试，以功名招纳士人，完成了变“遗民”为“臣民”的工作，进一步扩大了统治基础。
元代书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特点是填补金代留下的空白，呈现向北推广之势。金代立朝百余年，我们只找到了7所书院的存在。元代黄河流域的书院已超过珠江流域，上升为第二位，与长江流域相比，总院数也只有约3倍的差距，不再有惊人的悬殊。太极书院是蒙元第一所书院，成为理学在北方传播的大本营，而书院的学生则成为薪传之火散布于北方大地，最终实现了理学的北移。
在元代书院的发展史上，与书院北移同等重要的问题是书院的官学化趋势。元代书院的官学化是政府采取一些重要措施而逐步实现的。严格报批手续，以申报制度控制书院的创建与兴办;委派山长，并将其纳入学官体制，一体铨选考核升转;拨置学田，设官管理钱粮，控制书院的经济命脉;书院生徒享有各级官学学生同样的权利，同样的出路;各级官府直接创办书院等皆为其具体表现。官学化扩增了书院的数量，保护了书院财产，维持了正常的教育秩序，为书院发展树起了一道有力的屏障。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很多弊端，如为教者敷衍塞责，为学者追求功名利禄，学术空气淡薄，教学内容僵化等。故而在民间一直存在着“不隶于有司”的民办书院，其私学的传统和影响，使书院始终保持自由讲学、为己求学、注重师承的精神风貌。因此，官学化终究只是一种趋势，尽管势头强劲，但书院与官学还是不能画上等号。
明代书院
在书院发展史上，明代承前启后，地位十分重要。明代以近2000所的书院数量，远超过此前此历代总和，明中后期书院具有了平民化、社团化、政治性的发展倾向，使其成为书院发展史上最具活力的时期。
明代中叶以来，由于科举与官学的一体化，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主流思想演化为敲开科举之门的砖块，士子奔竞于科举仕途而变得不择手段。官学教育的失败，向理学家提出了重建新的理论以维系日益涣散和败坏的人心的任务。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学术大师从批判程朱理学入手，承担了重建理论、重振纲常、重系人心的艰苦工作。王、湛之学的崛起是从正德年间开始的，他们都继承和发展了南宋陆九渊的学说，是宋明理学中与程朱之学不同的另一大派系，史称“心学”或“陆王之学”。关于书院，王守仁将其定位于“匡翼夫学校之不逮”，认为书院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补救官学的流弊，而讲求古圣贤的明伦之学。致力于讲会制度建设，是王守仁对书院的一大贡献。王门最早的讲会由其主持，为使讲会走向正规，不致因人之去留而聚散，他对讲会的日期、原则和具体操作程序、方法等提出了要求。以书院作为宣讲、发展自己学说的基地，并借讲学纠正程朱理学之失，是王守仁书院观的重要内容。正是利用书院这块阵地，他将自己的思想理论迅速推广于东南各地，及至倾动朝野，取代程朱理学而风行数百年之久。
明代中后期，书院生机盎然，充满自信地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官绅士民，甚至下层百姓政治、文化、教育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向平民成为其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首先，城镇官府书院向平民百姓开放，山林布衣、乡村长者、普通百姓、佛教僧侣都可以进院听讲，甚至登堂讲说。这是宋元时期所罕见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来就处乡村的家族、村社书院也开始了职能的转变，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子弟，而扩至族人乡党，院中之事业不仅仅是读书识字，习礼成俗、讲学化民也成了日课常功。明中后期，读书人或联讲会，或结社为盟，形成了很多社团组织。书院本为士人讲学之所，士风激荡，促使这种团体活跃，长年坚持讲学活动，诚如时人所称：“敝乡学会如家常茶饭，无地不有，无岁不行。”这类书院，宗旨明确，制度严明，已经具备了现代社团的基本特质。
明末流行的“天下东林讲学书院”，就是一个由讲学而泛化为政治的典型。它是以东林书院为代表的一个有着鲜明学术特色和政治倾向的书院群体。东林诸君子在学术上直接开展对王学的批评，在批判的过程中，由心学扭而转向理学。辟王崇朱，转移学风，是明末的一个特点。“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顾宪成高扬的一面讲学大旗，以讲学议政而得民心、士心，成为东林书院在万历、天启年间讲学的一大特色。在明末的危局中，他们开创了一个书院议政的传统。
清代书院
普及和流变是清代书院的最大特点。由于官民两种力量的共同努力，书院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创建兴复书院5836所，基本普及城乡。从雍正年间省会书院的建立开始，官方强力进入书院建设，各级官办书院成为全国各地大小不等的学术教育中心。民间则主要致力于乡村、家族书院的建设，承担着普及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任务。道光以降，面对随大炮战舰冲入国门的西方文化，书院努力应对，在经过内容和形式的改造后，将西学、新学引入其中，终于形成了新式书院，是为积极的变革。另一方面，科举的诱惑力太大，书院不分官办、民办，大多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这是消极的流变，它影响并最终断送了书院的改革。
清代书院政策的走向，有一个由防患到疏引，由抑制到开放的总趋势，其最终的目标则是将书院由“外在”变为“内在”，纳入国家的整个文化教育体系之中。雍正年间，清政府书院政策开始从消极的抑制转而为积极的支持。雍正十一年发布了著名的创建省城书院的上谕。此后，各地总督、巡抚，奉令动用公帑，或新建，或扩建，或改建，创建了23所省会书院，使十八行省都有了各自的最高学府。省会书院集中地方人力、财力与学术人才资源等优势，使其成为风范一省的文化、学术、教育中心，引领各地书院的发展，是清代对于书院发展事业所作的建设性贡献。乾隆年间，清政府的书院政策不再动摇，寓控制于支持，以创建上下一统，制度完善，定性明确的官办书院教育体系为主要目标。随着各府州县官方书院的建立，它和原本已有的省会书院构成了上下一统的书院教育体系。
乾嘉汉学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的全国性以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流派。乾隆、嘉庆年间，经由创建兴复者的提倡，山长的学术示范，诸生的相互影响与传播，蔚然成为风尚，形成了以苏州紫阳、徽州紫阳、扬州安定与梅花等书院为大本营的吴、皖、扬州三大考据学派，各自集结了一大批汉学家，进行汉学研究与传播。随后以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为大本营，乾嘉汉学发展步入成熟期，两书院也成为全国各地改革书院过程中仿效的榜样。不少地方大员以此为革除书院弊端的突破口，纷纷创建专门研习经史考据之学的书院。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书院以新增1233所的超高速发展，创造了其1200余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而且，它追随时代的步伐，努力适应社会日益增长并激剧变化的文化教育需求，引入“新学”、“西学”作为研究与教学的内容，快速改变、改造、改革自身，开始了其由古代走向近代、现代的历程。然而，正当改革推进之时，朝廷于1901年下达了更为激进的改制诏令，全国有1600余所书院被强令在短期内改为大、中、小三级学堂，匆忙中，古老而悠久的书院走向现代，在改制中获得了永生。
余绪
20世纪初，光绪皇帝改书院为学堂的上谕，并没有真正终结书院发展的历史。民国时期，现代书院陆续涌现，其创办宗旨多为补新式教育之不足。进入新中国后，尤其是自上世纪80年代始，伴随中国经济在新世纪的崛起，作为在历史上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一大批以复兴国学为己任的现代书院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呈生机勃勃之势。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1年底，新建书院至少在600所以上，且呈现多样性文化指向。加上传统书院，目前至少有700所以上恢复活动，国内主流媒体因而有“书院复兴”之称。其发展情形大致可以分述如下：
书院是读书人的精神家园。我们相信，只要书和有理想的读书人还在，书院就有存在的可能，就有生长的空间，就有重回社会再创辉煌的无限希望。我们憧憬与期待，书院必将随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而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