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读后感

　　俗话说，读有所感，思有所启。每当我们读了一本书之后，心里总能掀起丝丝涟漪，产生和作者的共鸣。下面，出国留学网为您带来“火与冰读后感”，欢迎大家的阅读，更多内容尽在出国留学网。

　　火与冰读后感1

　　余杰的《火与冰》散文集被选入了“黑马文丛”，这本身是对像他或孔庆东一类青年作者成就的肯定。在出版这部曾与北京高校间流传甚广的著作时，余杰也不过24岁，十分年轻的思想能攒积出笔力成熟老道的文章，除了天赋资质的因素外，我相信只有对人生、世故以及文学背后的价值承载具备深刻领悟的人才会如此卓越。

　　余杰来吉大做报告的时候阶梯教室里人山人海，但他自己也坦言说个人的演讲能力有限，并非写得好就能谈得好，果然，在他开篇慢悠悠讲起安徒生童话对欧洲文学影响不久，大批的同学便觉索然无趣地离开了教室，也许是当初寄予的期望值过高吧，而大家对余杰这个人的第一认识多半是来自案头这本《火与冰》，从黑色幽默的角度说，稀落的支持者们恰好反衬了他文笔的多么出色。

　　在北京广播学院聊“五四”精神的讲坛上，余杰说人们从他的文章中想象作者一定是个桀骜不逊、热血激进的另类，似乎是个永不妥协的斗士的典型，实际上可能宣传的效应起了点鼓动作用，自己没觉得有什么地方不正常呵，一番话把在座各位逗乐了。但平心而论，在余杰的文章中，年轻人一股豪气、对现实不满的批判力和对守旧思潮的冲击力的确非常强烈，不过同一般意气风发的少年气质相比，他反而更有理性，更有历史眼光，看待某些问题的态度更中肯，视角更宽泛。读《火与冰》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感觉到的是像李阳疯狂英语一样刻意营造的淋漓氛围，柔情的和中庸的东西很少，几乎找不到。余杰的阅读经验里受前苏联文学的熏染特别深，由陀斯妥耶夫斯基到帕斯捷尔纳克，在这一段区间内陶铸过的思想必然带有几分对专制与民主、人权;道德与法制以及社会改革中间力量的自我反省过程。

　　目前的中国两代人，正是处于一个上代人渐渐遗忘而下代人尚不可知的阶段，加之社会经济文化诸种形态的转轨，作为“清醒”知识分子的余杰，一种人文指令的召唤与使命感迫使他用比来记述、评析几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问题，其中包括知识分子在建构自由民主的生态环境下的启蒙作用等重要命题。通观全书，凡是涉及到例如治国、文化突围、社会结构的篇章占据了绝大多数。余杰是抱有悲观的心态同时以殷切的期望来写这本书的，虽然他还不到30岁，虽然这还不是社会强加给他自身的使命。

　　很多事是难以用单一的标准来衡量的，就像批判杨朔散文的一段中写到，优秀文学的突出特点是能够容纳思维结构的多元，在为人为文的过程中以思想不断伸发出来的闪光点相纠结、碰撞乃至融合最终创作出好的作品。《火与冰》大致是遵循了这样一点，但由于是评论性散文，不会将文章的构架经营得过于精心，所以在主导性文化批判上就显得颇见功力，不管是针砭时弊还是哲学反思，都从本质出发对很多习以为常甚至略显僵化的人文概念进行了重新体认、界定甚至批判，原则只有一个，就是遵从人性，遵从民主与自由，拒绝功利，拒绝口是心非。

　　这种确实有点桀骜不逊的态度自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风气之后就很少见了，尤其是在一个各种利诱迫使现代人丧失本性的现实之下。文学从各个时代来说都像是苏格拉底那样的牛虻，没有警醒力的时代必然会灭亡在铁屋子样的炼狱中。

　　余杰毕竟是有些太激进了，然而这种振臂高呼迫切要求改造中国的心情是纯正的，根源于当代先进知识分子的道义良知，无论如何现今的中国是缺乏健全和公正理性的，倘若这一点不妥协也没有了，舒服的是官员的耳朵，而麻木的将是民众的心智。

　　火与冰读后感2

　　手捧这本书时，我顿觉沉重，就像被关进暗牢，只能听到心脏的搏动，只能看到双眼在闪亮。

　　余杰啊，余杰，你从远古走来，背负着无数先哲们的重托;你从天堂走来，撒播着振兴中华的种子;你向未来奔去，擎着一面崭新的旗帜。

　　你冒天下之大不韪，用锐利的眼光，借助锋芒闪烁的笔尖，抨击时弊，批评邪恶，以淋漓尽致而后快。可你似乎不在乎一些人在嘲笑你：蚍蜉撼树，不自量力。你说，拿刀的娃娃总让人不放心。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林语堂无疑是中国人的解剖者，把中国人的人性一层层剥了开来;而鲁迅更是一代巨匠，一针见血地、入木三分的解开了中国人的痛处，并竭尽所能地觉醒民众，感化苍生。而你，则拾起了这曾几何时遗落的火炬，继续照亮这还很模糊的道路，向着先哲们曾经的理想而摸索前进。

　　改革开放之期，一些人投身于滚滚物质欲的大海，而往往忘掉了自己作为精神主体的存在，把自己作为人所必须具有的品格与思维抛之脑后。在这个重金钱不重文明、重物质而轻视精神的时代里，你做了你不得不做的事，因为你深爱着你所在的国度，国度里的芸芸众生。

　　你执意要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你从另一个角度，以另一种方式，在曾经黑暗的大地上，来唤醒人们枯燥的心灵，摆脱原始的迷蒙，以求使民众觉醒来改造自己的国度，美化自己的世界。

　　你不是被雇佣的御用文人，在主人的呵斥下便嗷嗷几声，过后，便不留一点蛛丝马迹;你写出的是你的思想，毫不掩饰，赤裸裸地展现在众生面前，它使有些人看了面红耳赤，直骂你变态;而有些人读了它，欣赏它，并视若珍宝，欣喜若狂。

　　于是，从各个方面来讲，你被定格为“怪才”，但我以为你有才而不怪，怪的是人们的思想。你的确是一匹黑马，驰骋在黑夜的草原;又或许是天空中掠过的明亮的彗星，代表着一个时代，确立的是一个里程碑。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虽然你孤军奋战，心力交瘁，但真的文人和真的勇士会在烈火中永生，真金不怕火炼。

　　遗憾的是，你满腔苦心，却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就像尼采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只有那些孤寂的人，蜷缩在黑暗的角落，细斟慢饮，借以慰籍愤慨的疑惑是不平的心灵。你也说，只要看见青年的枕边躺着你的文字，你便心满意足了，这是你的夙愿，你的最终着陆点。

　　你也在下雪的夜晚，读友人的书信，打开窗户，拾撷几片晶莹的雪花，贴在心窝最热的地方;你也不会忘记在颐和园王老先生离去的地方，洒一把“老泪”，祭祀先辈的英灵。

　　我们不会把你捧到喜马拉雅的山颠，只会把你抛进长江，让滔滔江水因你而肃穆;只会把你扔进黄河，让母亲河因你而清澈;只会把你丢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让茫茫戈壁因你而化为美丽的绿洲;只会把你……

　　握紧你的笔杆，暂且视它为匕首，刺向你的痛恨。更多的青年已打开了你的抽屉，冒着火与冰接应你。

　　火与冰读后感3

　　我是第一次读余杰书的，在此之前。虽然久闻大名，却一直没有时间可以静静地坐下来，认识一下这位北大怪才。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惭愧，如同刘震云的小说一样，生活本来就漂洒着一地杂乱的鸡毛。回首走过的大学生涯，我周围的人也都和我一样，为了觅得干干净净的"一椎之地"，而在对鸡毛的拍拍打打中忙碌完了学业;而另外一部分人，之所以能坐在满地鸡毛中"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以为，是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脏"的革命传统。

　　余杰的导师，钱群理教授爱把余杰称之为"90年代醒着的，要前进的，极少数青年中的一个。"不管这样的评论是否夸张，但至少说明了余杰作为一个"思想者"的特点。余杰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其他什么，甚至不是文学家。在我眼时，他就是一个纯粹的思想者。他从来都是"醒着的"，关注的目光投到了社会林林种种的各个层面。哲学家应保持绝对的冷静、严肃，对外界一切现象都不为所动，摒绝七情六欲，身上的每一根肌肉，每一个细胞都正常跳动，运转......至少，这是古往今来，中国大凡以哲学家自称的人应有的一种态度，佛的"虚空"，道的"无为"，儒的"以物观物"，一切无不如此。

　　但余杰做不到这一点，他太多情，太多诗人气质，所以思想的结果往往流于感伤，流于痛苦。在余杰的身上，有70年代青年的老成，有80年代青年的热情，当然，也有90年代青年的焦躁和阴郁。余杰不是一个冷静的人，他的身上，有着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悲怆;有着阮籍"率性而为"、"长歌当哭"的疏狂;有着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落寞。郁达夫的感伤，北岛的愤怒，顾城的偏激在他的文字间随处可见。他的另一本文集叫《铁屋的呐喊》，仅看标题，就可想见作者的心情。

　　余杰不是一个诗人，但我更愿把他看作一个诗人。

　　无可否认，90年代也许是个经济的时代，信息的时代，但绝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诗歌的时代。余杰在《火与冰》里，更这样直接地指出："歌德说过，先有人的堕落，然后文学堕落，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文坛现状。"

　　什么是人的堕落?当一切都向着地位、金钱看齐的时候，文学值几何?文学家又值几何?有一个笑话说，北京王府井的一张广告牌掉下，砸死了十个人，其中九个是作协，一个是文联。这也许只是一个笑话，但在文学失重，而各种各样的"作家"、"文学家"却多如牛毛的今天，文学又拿什么来引起别人的关注?的确，一方面市面上的新书如雨后春笋地出来，充分展现着90年代信息业、出版业的兴盛发达。而另一方面，却是观者寥寥，门几罗雀。这种畸形的现象只能说明一点：原来文学中让人震颤的、有着鲜活生命力的东西消失了。

　　王朔有句时髦话，作家是"码文字的"。既然是"码"，当然只是一大堆方块文字。其中，众多所谓的"后现代"、"超先锋"的诗歌就是这方面典型。

　　许多老一辈"码文字的"总是感叹90年代的青年蔑视权威，骨子里有着种根深蒂固叛逆性。也许，余杰算这方面的典型。他对那些"位高极尊"的"老作家"们是这样评价的："功成名就，弟子们恭恭敬敬地抬着轿子。他们还在写作，回忆那些琐碎的像小草一样的旧事，并且对现状发些不痛不痒的议论......他们的下半身(生)靠上半身(生)煮着吃，吃得津津有味。许多年前，他们的创造力便全部消失，他们的晚景并非由晚年的成就来支撑......"也许，余杰激烈的说辞有些偏激，但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时下有多少的"权威"作家在下笔前曾扪心自问过，他写的就是他想说的?

　　当然，这之间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老巴金一身写过无数的集子，但以《真话集》命名的也就那薄薄的一本，可想而知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作家要说真话的艰难。

　　余杰是真诚的，所以他对此愤怒的无以复加。

　　"真诚"并不是90年代一个让人激动、自豪的词眼。相反，和它联系在一起的，往往是一些诸如"傻冒"、"呆子"之类的评价。在时下大多数人眼里，真诚的人都是脑子里多多少少有点"贵恙"，浑身上下都透着傻气的人。

　　余杰是真诚的，他绝对相信，只有真诚的人才有真诚的文章，只有真诚的文章才有永久的生命力。他欣赏李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欣赏李贽的真性情。李贽是个厌恶一切虚假的人，在文学创作上一贯主张作家要有一颗"童心"，他说："童心者，真心也，是非一念之本心。"他认为只有儿童的心才是真诚的，好的作家，就应该时时保留自己那颗如白纸般纯洁无瑕的"童心"。

　　当然，时下倘若说哪一个作家有"童心"，不亚于说一个天方夜谭的笑话。甚至，说远一点，有"童心"的儿童又有多少?在各种各样环境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都在迅速的老成化。漫步于闹市的街头，从一张张卖冒卖花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儿童的笑脸上，你能看到多少的"真诚"?"我在马路边，拾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这是一首久远的儿歌，久远的如同让我们现在去回想古罗马的流浪诗人，在大庭广众的街头高声弹唱的情景。

　　同古罗马一样，泱泱华夏自古被誉为诗的国度。发真情，写真感，更从来就是诗文创作的不二准则。早在《毛诗·序》中，就提到："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衷而形于言......"指出诗歌应是诗人情感的抒发，志向的表白。

　　不仅写诗，古人作文也重有感而发，认为只有贯注着自己真情实感的文章，才会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力量和永存不灭的强大生命力。"文起八代之衰"的朝韩愈有著名的"养气说"，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而这种浩然之气，则正是每一篇文章活的灵魂。

　　遗憾的是，时下的文坛，有这种灵魂的诗文已越来越少了。

　　真诚，往往需要青年人一种血气方刚的勇气。但，绝不是所有的青年都具有这种勇气。

　　在比较中西方人的区别的时候，有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人张扬个性，而中国人则始终趋于一种共性之中。

　　的确，注重"中庸之道"的中国人，向以能把自己的个性隐于共性之中作为一种本领，甚至一种谋生的手段来看待。所谓"中者，不偏不倚也;庸者，平也"，是说为人处事，必须保持一种不上不下，不进不退的境界，这在治学上称之为"恬淡"，在修身上誉为"从容"，在立业上当然叫作"有诚府"了。

　　与这一切相反，倘若有人张牙舞爪，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即便这种个性的表现方式是相当真诚的，也不为人所容许。这样的人是异端分子，在古代，轻则被摒弃，流放，如楚狂。重则五马分尸，油煎刀剐，如商鞅。中国传统的力量自古来就根深蒂固，一篇《愚公移山》脍炙人口，殊不知，撼山易，撼传统却难。世俗之情不可违反，祖宗之法不可更改，谁敢出格，谁就是出头鸟，必将众叛亲离，下场极惨，这是几千年古代史的一条公理。

　　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但屈于传统思想、学术、道德等方方面面的制约，不敢轻越雷池一步，我以为，仍是当代中国人的一条劣根性。有对传统的怀疑，才有新的进步。西方出了个哥白尼，才有了中世纪黑云中的一道光口。时下的国内学术界，尤其是人文学科方面，最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对传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怀疑，甚至是反叛精神。

　　余杰敢于怀疑、否定众多在学术界奉之为"金科玉律"的公理，敢于将批判的矛头对准那些已被"神化"了的权威身上。姑且不论他观点、思想偏激与整否，仅这种勇气，这种精神就实在是难能可贵。

　　很少有人能像余杰一样，把想说的话如此淋漓酣畅地说出。这之间的原因不外乎有两种：一曰"指鹿为马"。明明是鹿，相马专家伯乐却充分肯定它的日行千里，说它是骏马，而作为"门外汉"的自己，即便再怎么也觉得像"鹿"不像"马"，但你敢说出吗?你不怕和权威唱反调的结果?于是，鹿成了马。二曰"三人成虎"。明明是猫，但前面的几个人出于种种原因，或者本来就想唱反调，硬说它是老虎。跟在后面的你还对自己的眼睛有信心吗?这样犹豫的结果是你相信自己看花了眼，"要不怎么别人异口同声说它是老虎?反正跟着大伙儿没错......"于是，反调成了正调，猫成了老虎。

　　时下的文坛，很多本来着实不敢让人恭维的作品，出笼后却赢得一片赞誉，我以为，就因为多数读者有"指鹿"或"成虎"的心理障碍，前者是自卑，后者是盲从，同样的结果是都丧失了自信的勇气。

　　皇帝的新装从古至今屡不鲜见，但今日的国内文坛，除了余杰，谁还有勇气像那位可爱的孩子一样，开口说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