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地铁站
每天和这些自信独自出行的残疾人并肩而行，让我想到诸多社会学研究都反复强调，增加残疾人在公共场所的“可视”性是保障残疾人利益的关键。也就是说，社会对残疾人的排斥与误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残疾人的活动空间被限定在一个范围，使大众无法了解残疾人的生活，缺乏和残疾人沟通的机会。对残障世界的陌生与无知才是使残疾人被视为避之不及的“怪人”的罪魁祸首。所以在欧美，你会发现很多政府或非政府组织都鼓励残疾人找工作，鼓励残疾人出行、出游，鼓励残疾人像其他人一样生活。盲人道、轮椅坡这些给“显性”残疾人建立的公共设施的齐全程度，在欧美是一个城市文明评级的标准之一。在大学这类机构里，院系是否有对情绪障碍、失读症甚至是口吃等一些“隐形”问题的辅助措施，也是大学水准的评判内容。
不过，西方对残疾人社会关照的建设也不是那么顺畅，并非所有城市的残疾人都如同巴黎的盲人一样习惯于独自出行。比如我2005年刚到伦敦的时候，时常听见英国一些有残疾的众议员在广播里批评伦敦出租车歧视残疾人，残疾人往往需要身体健全的助理当替身才能打到车。从那时起，对出租车不得拒载残障人士立法的呼吁就没有停过，但这项法律的真正实施，还是从刚刚过去的这个元旦开始，而这多少还是借2012年奥运会的光。
说起残疾人社会地位的变迁，不得不提到我和我先生的朋友——汤姆·莎士比亚。汤姆是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的后裔，不过他在英国屡屡做客BBC，却并非因他是名人之后，而是因为他是残障社会学的领军人物。汤姆及其同事突破狭义医学社会学对残疾的研究局限，更为深刻地提出了“残疾”的社会学含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缺陷”，但“残疾”则是这些肌体、心理或社交功能缺陷中被社会歧视、排斥、压制的状况。从这个角度讲，一个社会对残疾人福利的态度，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测试这个社会公平与多文化包容能力的底线和标尺。
与此同时，残疾人自我境遇的改善对其他人也是一种启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或情景下成为某种形式的弱势群体——我想不仅漂泊异地的人，任何希望拓展其生活维度的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而这时，那些习惯于阔步走在复杂地铁通道、自如上下楼梯的巴黎盲人或许是一个借鉴。只有勇于走出自己“安全”的小圈子，行动于公共空间，被看见、被听见，才能逐渐被理解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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