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家媒体刊登了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给上海市民秦岭的信：秦岭的父亲肺癌晚期并发脑转移，在求医过程中遭遇多家医院非正常对待，如不接收病人、被强制出院、隐瞒病情才能住院，医托明目张胆，医生推荐自费类国外贵重药物、收取红包好处费等。因此，秦岭在网上发布《一名癌症晚期病人家属致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公开信》，提出四项建议。俞正声对这封信进行了回复。
俞正声不仅对秦岭的四点诉求表示赞同，还说：“你的心痛也是大家的心痛，大家(包括医院同志们)的共识会推动我们前进。”
是的，共识会推动我们前进。在对待晚期癌症病人的问题上，我们的制度还存在着缺陷，这已经成为秦岭、俞正声及上海市卫生局的初步共识。有了这个共识，不仅秦岭父亲的境况有望得到改善，另外十几位有相同经历的患者也看到了一丝希望。
那凝聚这个共识的起点是什么?是秦岭给俞正声同志的公开信，是他如实指出了目前制度的缺陷，大胆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假如没有他的信，就没有上述共识，不仅那十几位患者看不到希望，连秦岭的父亲也可能再次被逐出医院。
由此，我想起：上月，广州几名女大学生发起了占领男厕活动，呼吁男女厕位合理分配。她们的宣传画上写着：“女人更‘方便’，性别更平等”。很快，广州市城管委作出回应：该委正在有序推进《广州市公共厕所管理办法》立法工作，将男女厕位比例不低于1：1.5作为强制性执行条款列入《办法》中，从而从源头上解决女性“如厕难”。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首先有大胆表达，然后在厕位问题上各方形成了共识：应该调整厕位比例，让女人更“方便”。
不过，目前敢于大胆表达的公民还真不多。感到不方便的广州女性一定很多，但敢于大胆表达的只有那几个女大学生。在上海，仅秦岭所知的、与其父有相同经历的患者就有十多人，他所不知道的人一定更多，可这些人并没有表达自己的诉求。即使秦岭本人，似乎也对自己的做法有些微的不安。他说，他是“一时冲动”，才在网上发表文章。换言之，在正常情况下，他不会这样做。事实也是如此。在父亲第一次被迫转院后，他选择了忍气吞声。秦岭是大都市的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又比较年轻，还被称为“小秦”，本应有比较强的公民意识，他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那如何才能让更多人敢于大胆表达呢?公民要增强自己的公民意识，要懂得表达是自己的权利，当政府服务不到位时，自己有权提出批评及要求。官员也同样应该增强公民意识，应该知道表达是公民的权利，作为官员应该对公民的表达给予积极回应。积极回应多了，公民就会受到鼓励，就可能更多地更大胆地表达。在得到俞正声同志的回复后，秦岭说：“一个普通市民的吁求，让市委主要领导亲自关心，真是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连说两个“没有想到”，就是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老百姓的表达不能得到官员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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