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异地任职是一项基本的干部管理政策。近日，各地公安厅厅长异地任职已成趋势。如何正确认识这一基本的干部管理政策？记者采访了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
记者：近几年，市、县领导“一把手”异地任职已成为领导干部人事任用常态。请问这种制度安排的初衷是什么？
竹立家：大约在隋唐时期，官员异地任职与“科举制度”同时出现。随着秦朝统一中国，结束“封建贵族”统治的历史，进入“封建官僚”长期统治的历史时期，“官本位”逐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从汉代的“察举制”到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选官用官”带来了弄虚作假、任人唯亲、团伙与小圈子等不良现象。
为防止“前朝”官员本地任职出现的各种腐败现象，且随着“科举制”或“考任制”的推行，官员异地任职逐渐成为一种“模式”，尤以明清两朝执行最为严格。在封建时代，由于交通不便、通信落后，官员异地任职对官员的贪腐行为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由于封建专制制度本身，这种制约作用又非常有限，贪污腐败就成了封建官场的基本风气。封建社会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证明。
记者：有人说，官员异地任职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尽可能摆脱人情羁绊，防止产生宗族权力网络；另一方面，也会滋生权色腐败，造成干部领导行为短期化。那么，怎样正确认识这把“双刃剑”？
竹立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成为权力结构的主体。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五湖四海”的干部政策延续至今。选人用人“唯德唯能”，服从于执政党的“共同的价值与信仰”，没有地域界限，官员异地任职基本是事业或工作需要自然形成，没有特殊含义。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防止权力腐败，人民民主是对权力制约的“根本制度”，权力来源通过民主实现，权力制约也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实现。
在现代政治文明的条件下，主要官员通过党代会与人代会选举产生并对人民负责，官员的地域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认可。但是，我们比较重视官员的“交流制度”，而干部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对干部工作能力的培养，目的并不是为了防止官员腐败。官员要正确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在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环境下，根本是靠人民民主，没有人民民主，即宪法所说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则很难对权力腐败形成有效监督。
记者：有研究者认为，地方官员腐败问题并没有其不是本地人而得到根本治理，也就是说，异地任职作用得到削弱。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竹立家：在现代信息化、全球化时代，交通和通信非常发达，处于地球各个角落，人与人之间几乎可以“即时沟通”。相比封建时代，现代社会中距离对权力腐败的制约作用较弱。例如，明朝某山西人到云南任县官，路上花费时间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路途遥远，即使任上贪污要带回山西老家也绝非易事。但现在的情形却大不相同。因此，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源头上按照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要求对权力形成有效的民主制约，恐怕要消除权力腐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据报道，官员异地任职致夫妻分居，易诱发婚外情，滋生权色腐败等问题，您认为，如何解决上述问题？
竹立家：当然，为了达到干部在多个岗位上培养的目的，干部交流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如“人情腐败”、“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或“政策行为的短期化”；频频出现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甚至产生“权色交易”。一些干部在交流过程中由于长期脱离家庭，容易出现婚外情等，形成权色腐败。
因此，要让干部交流真正达到培养干部的目的，在交流过程中必须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如探索发挥“社会主义民主选举”作用，让权力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公开透明，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和党代会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加大对权力贪腐的严厉惩处力度以警示来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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