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是我国清王朝前期统治下的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
基本含义
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从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起，到嘉庆元年，白莲教起义爆发时止。其时间跨度110多年，是清朝统治的最高峰，但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即使如此，中国大陆、台湾等地的史学界及教科书中，仍然将康、雍、乾时期称为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西方传统史学界亦提及这种说法，或称这段时期为"High Qing"，即清朝高峰时期。
历史评价
我们应以客观实际的态度评价这一时期的功过是非。“康乾盛世”固然是封建社会的又一次太平盛世、繁华高峰，但又是一个不完美的盛世。首先“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的纵向看，其盛世规模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改变;其次，从世界的横向看，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当时的经济生产总量仍高于西方，但是生产技术却相对落后了)、文化科技已经落后于西方，这是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没有出现的情况。
还有，盛世下的清朝有很多弊端：第一，为了限制明末以来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及恢复农业生产，清政府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使得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压制;第二，大兴文字狱，残害大量文人学士，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民的思想，被欧洲人称为“中国的中世纪”。相比之下，当清朝吹嘘所谓“康乾盛世”之时，整个社会发展缓慢，欧洲世界却爆发了工业革命，科技文明跨越式向前发展，大清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差距越拉越大。
盛世滋生图
此外，还有改土归流，加强了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但却加剧了中央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引起了边民起义，此外，改土归流亦只流于形式，仅是“换了官名，人还在，一姓土皇”。
对“康乾盛世”的强烈质疑，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鲁迅先生，他严肃的提出，所谓“康乾盛世”是用文字狱吹捧出来的。而当前很多学者及国外权威史料都认为“康乾盛世”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在英国使臣的眼里，“盛世”之下清朝发展缓慢，科技逐渐落伍：①思想方面 ，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防范政策，大兴文字狱，肆意杀害文士，流放关外(著名流放地如宁古塔)的士人数以百计，严重制约了社会思想的进步;②文化方面，清朝统治者编修《四库全书》，虽然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作出了贡献，但在编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又趁机销毁、篡改了大量不符合统治阶级观念的书籍;③外交方面，闭关锁国，“贸易繁荣”自然也算不上;④科技方面，轻视热兵器与科技，“科技发达”显然不是。也有些学者指出康乾时期的缺陷，比如马克思曾表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
编辑本段康乾幅员
1683-1720年的清朝疆域
[1]
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开启康乾盛世，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事爆发。“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土豆、玉米等新高产作物在明末开始引入并普及种植於中国，在清朝得到普遍种植，增加了环境承载力，但超过了人口合理容量，使中国人口虽多，但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并为了统治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而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人民平均教育水平很低，使人口数量的优势并未转化为更高的综合国力。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五千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而且生活基本上比较安定。当时中国人口增长迅速的原因有三：1，1683年大战刚息，中国大地一片狼藉，因明末农民战争、瘟疫以及清军入关的战乱、屠杀，人口显著减少(葛剑雄、曹树基《中国人口史· 第五卷》认为，明朝崇祯三年(1630年)，中国人口 19250万。经过了明末农民战争之后，崇祯十七年(1644年)，即清军入关前夕，中国人口 15250万。到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中国人口 16000万)1683年後社会进入稳定时期，人口开始迅速恢复;2，雍正开始实行“摊丁入亩，永不加赋”，许多因逃税而瞒报的“黑户”重新上了人口名单;3，新高产作物的种植、社会的发展，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同时，清朝的领土几经扩张，超过了前朝。
1720-1758年的清朝疆域
[2]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新疆，整个清帝国版图达到空前扩张，北起自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北海，东含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继承了1758年准噶尔汗国的边界。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乾隆年间，香料群岛的苏禄上表求内附，乾隆帝以其险远，不许。乾隆帝派明安图等人两次到新疆等地进行测绘，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绘成《乾隆内府舆图》。康乾盛世之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到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国学者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当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即使是工业革命之后，亚当·斯密说：“中国和印度的制造技艺虽落后，但似乎并不比欧洲任何国家落后多少”。
编辑本段农业
清朝前期的100多年里，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耕地先表现在荒地的大量开垦、耕地面积的扩大。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就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统计数字，达到851万顷;到1725年(雍正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
康熙大帝
多亿公斤。
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期，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芦苇一样。
人口的大量增加一个重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 从明代就自美洲经南洋输入(由于地理大发现)。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讲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是最早系统介绍番薯种植法的著作。此后清人陈世元撰《金薯传习录》，记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齐民四术》中记述了翻蔓技术，番薯种植技术逐渐完善。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但食品中粗粮比例的上升反映了生活质量的低劣，各地不时发生的饥荒也一直是困扰清政府的当务之急。
编辑本段人口增长原因
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是主要因素。康熙时期中国人口重新突破1亿，乾隆五年清查人口时，全国人数1.4亿，到了乾隆二十七年，已经超过2亿人，乾隆五十五年突破3亿大关，人口增长原因有三点：第一，明末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番薯的大面积种植，使得粮食产量能够养活大量人口。第二，社会长期安定，百姓有了休养生息的时间;第三，“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税收政策的实行，使百姓可以毫无顾忌的生育繁衍。虽然清朝人口众多也客观证明了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高峰。但是，人口的增长并没有和人口素质提高同步，并且给中国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同时饥民、流民现象开始频繁起来。使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时期人口
盛世滋生图
失去了增长的空间，从而严重制约了工业化进程。中国人在清代的黑暗统治中渐渐失去了活力，愚昧和落后开始成为西方人看待中国人的代名词。
编辑本段手工业
明末清初，因长期战乱，手工业生产也遭到严重破坏。大约经过五六十年的光景，到康熙中期以后，手工业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整体而言，清代丝织业已落后于明代
丝织业在清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
乾隆
很发达。虽然清朝统治者在江宁、苏、杭设有织造衙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江南丝织业的正常发展，但清代民间丝织业还是发展很快。如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达到三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进，“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即使在偏远的贵州，丝织业也得到很大发展。道光时，贵州遵义绸“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招致了秦、晋、闽、粤各省客商竞来购买贩运。
清代的棉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日益发达。棉纺织工具有显著改进。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进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贾多以此起家”。苏州的“益美字号”，因大家誉其“布美，用者竞市”，“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结果“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苏布“名称四方”，可见信誉之广。无锡也盛产棉布，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有“布码头”之称。
清代，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业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时，不说官窑，单“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除景德镇外其他各地的制瓷业也都发展起来。据统计，乾隆时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共有四十余处，遍布各地。如直隶武清、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的窑场，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制糖业在台湾、福建、广东、四川等地都很发达。康熙至乾、嘉之际，台湾的种蔗制糖极盛，每岁产蔗糖“六十余万篓”，“篓一百七八十斤”，内销京津及江浙各省，外运南及吕宋，东至日本等国。广东的蔗糖也贩运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苏等省的甘蔗种植和制糖行业，也日益发展起来。
矿冶业在清代也有进一步发展。云南的铜矿，贵州的铅矿，广东、山西、河南、山东的铁矿，开采的规模都比较大。如云南的铜矿，至乾、嘉极盛时，全省开办的铜厂有三百多处。其中有官督商办的大厂，也有私营的小厂。“从前大厂(砂丁)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余人，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皆各省穷民来厂谋食”。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庆十六年)间，云南铜矿的最高年产量达到1467万余斤。乾隆时，贵州铅矿年产黑铅也达到1400多万斤。广东的铁冶规模也很大。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也很发达。那里有铸锅业、炒铁业、制铁线业、制钉业和制针业等行业，而尤以铸锅业最为有名。所铸铁锅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而且也大量输出国外。
清代前期，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更加密切。如河南、东北的棉花供销各地，而棉花却又仰给于外省。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行销全国，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说法，其他如苏州的丝、棉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广东、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销各地。特别是江南丝织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广大的国内外市场。例如南京所产的绸缎，几乎行销遍全国。当时中国的手工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手工业产值的30%。美国学者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当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即使是工业革命之后，亚当·斯密说：“中国和印度的制造技艺虽落后，但似乎并不比欧洲任何国家落后多少”。
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清朝皇帝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中国历代君主都是这样认为的，主要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所决定) 。
编辑本段思想文化
清初的文人学者，不满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较普遍地存在反对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还有进步的民主思想。这时期的诗文作家，即以抱有这种思想的明遗民为主体。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是这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显示了崭新的面貌;他们诗歌的风骨亦高。重要的遗民诗人，还有归庄、杜浚、吴嘉纪、阎尔梅、钱澄之、屈大均、陈恭尹等。遗民诗的重要主题，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阎尔梅、钱澄之、吴嘉纪又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在风格上，也各有特色。
康熙后期，统治巩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长的，其身世与明遗民不同。这时期的诗歌，就不再以表现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为主，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内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写山水为主。著名诗人有施闰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等。王士禛为神韵派领袖。查慎行诗刻划精工，成就较大。赵执信则比较注重反映现实。长篇小说在本时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这就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两部巨著的出现。
雍正帝
《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试制度的摧残人才，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它虽采用夸张的手法，却体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的深刻的现实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朴素的语言艺术，也能做到“戚而能谐，惋而多讽”，富有含蓄性。它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红楼梦》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现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冲突，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趋势。它通过对日常生活琐事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提炼描写，塑造了一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义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细腻，气氛浓郁，语言优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艺术的伟大成就而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短篇文言的笔记小说，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斋志异》。康乾时期清朝统治者汇集众多专家、学者编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典籍，成为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清统治者毁书亦多，则是一大罪过。
学术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趋势。学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与表面“繁荣”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是，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与盛世不协调的凋敝气象。明末发达的哲学一夜之间似乎消失了，传统儒学的人文关怀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的方向发展。考据学对清代学术的败坏，不但表现为它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彻底地进入了“考古期”。清廷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几百起的文字狱，(连“清风明月”四字都可以导致文字狱，想象力倒是很丰富)还将百万以上的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的满洲。康乾对文人的极端摧残焉能不导致文化的凋敝?于是乎八股与考据得以茁壮成长。
编辑本段吏治
危机
“盛世”表象下的危机康乾盛世其实是一个带悲剧色彩的时代。这种悲剧色彩从两个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从18世纪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爆发，昔日表面上繁荣一时的清朝社会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中：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其由来也甚渐，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随之成为泡影;二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繁荣表象中，中国落后于西方世界发展水平成为定局，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实际上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最终铸定的。导致清朝盛衰之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却只有一个就是不能处理好关系到清代社会发展前途与命运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政治腐败，二是制度落后，三是对外关系。
腐败
政风好坏，从来都关系到朝代兴亡，盛衰隆替。清朝入关初期任用大量明末官吏，政风一直不好。康熙时代通过皇帝亲作表率，宣传理学说教提高官员的道德素质，涌现出以于成龙为代表的一批清官。但是康熙帝本人以仁爱著称，对一些腐败的官员的处罚较轻，导致康熙末年腐败成风。雍正帝时一方面加大反腐力度，严惩贪官污吏绝不留情，另一方面采取火耗归公和养廉银措施以减少腐败。火耗归公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一些官员的贪污钱路，养廉银措施给官员以可观的经济收入(即高薪养廉)，让他们不要为贪钱而失去现在的俸禄。 所以雍正一朝吏治较好。但是到了乾隆后期，吏治又坏，特别到了乾隆晚年，一个和珅的家产竟能达到8亿两(实际现在学术界估算应在2000~3000万两之间)白银，可见当时官员贪污达到了什么样个状况。同时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批无德无能得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至清朝将亡时，仍不识时务的推出皇族内阁。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号称明朝最大贪官的宰相严嵩数十倍，而康熙却几十年来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官僚队伍的腐败日益猖獗，“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珅这样位至“宰辅”，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贪污之巨大可谓空前绝后。尽管乾隆有时也厉行惩处，诛杀不少贪官(其中包括不少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僚)，但收效甚微，“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乾隆时期政治腐败愈演愈烈，除了专制独裁政体自身的局限外，还和皇帝本人纵情享乐，以及朝廷不能根据形势需要及时调整政府与官僚利益分配关系有关。此外，清廷惩贪宽严脱节，司法部门不能秉公执法也大大加重了腐败的程度。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引发盛衰之变，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腐败，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异己的煽动和策划，或严重的自然灾害。原因很简单，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乐业，那么少数人的煽动不可能使他们轻率地抛弃家产，铤而走险;如果统治者仍具有清醒的头脑，官僚队伍仍保持着严密的组织性和行政效力，那么，它更不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消极救灾，以致自然灾害“趋饥民为盗贼”。因而，繁荣能维持多久，统治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关键取决于政权自身的状况。
编辑本段政治制度
合理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然而清朝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例如，清初“圈地运动”破坏了生产力;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帝王独裁统治更具操作性，极大地加强了君权;“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无疑等于扼杀了任何资本主义的萌芽。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因它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的，这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满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钱穆旗帜鲜明地提出“清承明制”是不正确的，在政治上，满清政府是倒退的。中国自唐宋以来，政治哲学不断发展，到明末，已经产生反思儒学、批判儒教的思潮。宋明社会的发展，已经有了重构政治哲学的逻辑要求，宋明社会对汉唐以来的思想哲学进行了消解，消解孕育新的文明高度。明末腐朽的封建官僚体系逐渐没落，社会思想的逐渐解放极大地冲击了明代专制统治，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士人着力发展一种更为顺应资本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科举本来是文明的一大产物，康乾时代，科举却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
所谓“清承明制”，清朝虽然是少数民族政权，然其基本制度措施，都是效法明朝的。康雍乾时期完善和确定了清代的政治制度。在中央，明朝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内阁，内阁大学士有票拟之权，虽然票拟作用的大小决定于皇帝是否采纳，然而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大多怠政，导致了内阁作用突出。而清朝也有内阁，但是由于皇帝大多勤政，又推崇乾纲独断，导致内阁形同虚设。清朝雍正时设有军机处，为政府最高决策机构，而军机大臣虽然有一定权力，但是在皇帝大权独揽又勤政的情况下，也常常是“跪受笔录”。明清虽然不设宰相，但是明代内阁大学士就有宰相之实，而清朝只有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宰相之实，可见清代对大臣的管制之严。清朝在地方每省设巡抚(有的一省或几省还设总督)，这种制度在雍正时期确立。总督、巡抚的权力很大，手握一省或几省的军政大权，但是清代有严密的监察体系和措施(包括御史制度和密折制度)，所以清代地方权力虽大，但是一直是效忠中央。
清代的政治制度，单从中国历代相比，可以说较为完善，所以清政府一直保持着高效的办事效率，中央有决策，地方马上就可以执行，而且没有出现过地方督抚做大叛乱的情况，在晚清虽然多次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但是国家没有分裂，可以看出康雍乾制定的政治制度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在中国加紧封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政时，西方国家却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政体不是君主立宪就是走向共和，从这点可以看出康雍乾的政治制度虽卓有成效，但却不合时宜，大开倒车，越有成效，危害越大。
编辑本段弊政
沿海迁界
沿海迁界，使中国在很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迅速从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一个内陆国家。具体点，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但沿海迁界的过程不是象现在的移民那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出去。沿海迁界的过程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按照当时人的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翻成白话，就是限期三天迁移，距离远的人根本来不及知道消息，距离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过了两天，军队骑兵就到，于是富人全部抛弃自己财富，贫穷的人拿着锅子带着妻子儿女，全部流离失所，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变成了荒野蓬蒿。可以想象，就算现代的人从筹划搬家到实施，具体运作准备，也绝对不是三天里就能完成。然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居民，就是在这样没有任何预兆准备的情况下，在清廷统治者的淫威逼迫下，迁离故土，凄惨悲苦的情状不问可知。
清廷入关之后，清廷为了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与据守台湾的东宁国部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殖民统治，曾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禁止人民出海贸易。
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后，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并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为了防止中国产品对日本的冲击，对与清廷的贸易也采取严格的限制。因此，此时的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已经大为衰弱。到了乾隆(1757年)以后，清廷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后来只有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贸易。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阻碍了清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清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为后来清国百年积弱落后埋下伏笔，而清廷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清初的海禁从清朝入关(1644)多尔衮时期就开始发生，在康熙八年(1669)开放海禁，广东一省对外贸易骤涨。一直到1757年，乾隆皇帝颁布禁海令，使清朝长达83年的再次断绝了与世界的往来。一直到1840年再次开放海禁。
圈地令
清朝入都北京后，为解决八旗官兵生计，决定强占北京附近的土地，遂下圈地之令。顺治元年十二月规定，近京各州县汉人无主荒地全部予以圈占，分给东来诸王兵丁人等。顺治四年、八年清政府又两次颁布圈地令。根据上述命令，旗人携绳骑马，大规模地圈量占夺汉人土地。很多农民田地被占，流离失所，饥寒迫身;同时又强迫汉族农民“投充”(即依附于满洲贵族)，补充其壮丁队伍。有些汉人地主为求得政治上的庇护，还带地投充。土地圈占后，八旗贵族和官员、兵丁，按照各自地位高低及所属壮丁多少，分得数量不等的土地。其大部分落入了贵族和官员之手。圈地主要在近京三五百里内的顺天、保定、承德、永平、河间等府(今北京、河北北、中、东部及辽宁西南部地区)进行，圈占总数达16万多顷(一说19万多顷)。驻防外地的八旗在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宁夏等地也进行过圈地，但规模较小。圈地给汉族人民带来极大痛苦，所圈之地，原田主被逐出家门，背乡离井，因此纷纷起而反抗。顺治四年，大规模的圈地已停止，但零碎的圈地、换地、带地投充仍不断发生。康熙八年六月十七日作出永远不许再圈的决定，圈地至此最后停止。清初大规模地圈地导致“近畿土地，皆为八旗勋旧所圈，民无恒产，皆赖租种旗地为生”。
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颁旨，命永远停止圈地。六月十七日，他谕示户部：数年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百姓失来，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自此以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今年已圈者，全部还给民间。至于旗人，无地也难以维持生计，是否以古北口等处的边外空地，拨给耕种。议政王贝勒大臣，确议奏闻。
编辑本段对外关系
清朝因沿袭了汉族王朝的天下观，将西方国家视为夷狄，着眼于怀柔远人和外夷归附，但又严加防范。在康乾时期向其朝贡的国家有朝鲜、琉球，安南、南掌(老挝)、暹罗(泰国)、缅甸，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浩罕、哈萨克、布鲁特、布哈尔、巴达山克、爱乌罕(阿富汗)、苏禄、博罗尔、玛尔噶朗、坎巨提、安集延、那木干、兰芳共和国等。
康乾时期中国还与沙皇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等条约划清了中俄两国的疆界，阻止沙皇俄国南侵的势头。
但是康乾时期国际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正日渐衰落。
尽管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对西洋的军舰尤其印象深刻，而清迁“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清朝统治者的处理是十分简单而又愚蠢的，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于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并且须遵守种种限制。清朝中期，清政府对外商来华实施更为严格的限制，国门关闭得更加紧密。随之而来，中西交流减少了，大清帝国虽然凭借表面繁荣的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但它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虽说中国的落后不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是不过分的。故当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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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记载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是这样概括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 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 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 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外籍记载
清朝乾隆末年，英国勋爵马戛尔尼组团访华、并且记下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对当时的中国有褒有贬，毁誉参半。
而针对当今的互联网上，某些人有意歪曲马戛尔尼的访华笔记，断章取义。在此，我为大家摘录马戛尔尼写作的《乾隆英使觐见记》一书。
对于《乾隆英使觐见记》，我以刘半农的译本为准，进行摘录。当然了，刘半农在译本当中，还穿插列举了马戛尔尼身边的一些随行者的言论。对于这部分随行者的言论，暂且略去。我只针对当今的互联网上，某些人有意歪曲马戛尔尼的访华笔记。所以，我只要摘录马戛尔尼本人在《乾隆英使觐见记》中的言论，就足够了 !
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写英国使团与清朝官员之间的外交事物。写到清朝城乡风貌的内容比较少。但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的，大家请看：
对于直隶省，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之中，只写到了一个清河镇：“吾侪自馆舍出发，行四英里半出北京城，又行五英里至清河。稍息，进早食。清河乃一小镇，有城墙卫之，自清河前行，一路景色绝佳，道路亦平坦极利行车。而人民勤俭、诚实之状复与英国人民相若。吾行至此，恍如置身于英国疆土之中，不禁感想系之矣。” (《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81页)
对于直隶省的其他地方，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书中没有描述。但是，置身于清河镇，马戛尔尼感到自己仿佛回到了英国的疆土之中。 可见，清河镇或许不富裕，但也并不贫穷。而且，马戞尔尼在这里，夸奖了乾隆年间的中国人很有素质。
对于山东，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没有详细的描述。而对于江南，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重点描述了 扬州、杭州、常州。大家请看：
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一书中，对扬州的描述：“至扬州，其地商业堪盛，吾等本拟在此略作休止。兹以松大人已改换计划，拟抵杭州后始命停船，故此间并未耽搁，扬州名胜之区仅在吾眼帘中一闪而过也。” (《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177页)
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一书中，对杭州的描述：“方余初抵杭州城外时就船上观看杭垣景象，既知此城必为南省名城之一，及今日入城后乃知此城之殷富，大过于吾前此之理想。” (《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185页)
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一书中，对常州的描述：“晨间抵常州府，过一建筑极精固之三圜桥，其中央一圜甚高。吾船只过其下，无需下桅也。常州亦为南省头等都会之一，昔时衣冠之盛卓绝一时，今已渐就式微矣。已而又过三小湖乃互相毗连者，其旁有一长桥，圜洞之多几及一百，奇观也。” (《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185页)
可见，在马戛尔尼的描述中，扬州商业繁荣，杭州人民富裕;而常州虽然不如从前那么富裕了，但依然是一个很有情调的江南小城。
对于江西，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描述了南康、赣州、鄱阳湖地区。
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一书，对江西赣州府的简述：“夜抵赣州，乃一头等城邑，有城垣围之。” (《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199页)
所谓“头等城邑”，即“省会”是也。 然而，赣州并不是省会，只是江西的一个很普通的小城市而已。一个普通的小城市，被马戛尔尼误当作“省会”。也能从一个侧面看出赣州是相对富裕的地区!
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一书，对江西南康府的简述：“早晨登陆，自南安府出发。此府亦一繁盛之区。” (《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200页)
马戛尔尼口中的“南安府”，其实应该是“南康府”。马戛尔尼大概记错了地名。在马戛尔尼看来，南康府是“繁盛之区”。
尽管 南康 和 赣州 富裕， 但是， 鄱阳湖地区却有些贫困：
马戛尔尼在《乾隆英使觐见记》书中，写自己在鄱阳湖地区一路走过的感受：“天色仍佳，而所过之地荒凉倍于从前，然有一事颇堪注意，即下流社会妇女是也。此间穷苦妇女多不缠足，且不着履袜，能负重以远行，亦能为种种劳动之事。凡男子所能者，渠得无所不能。” (《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199页)
对于广东，马戛尔尼只写了一个佛山：
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一书，对佛山的简述：“早晨进佛山，乃一寻常之城邑。” (《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205页)
可见，佛山不穷也不富。
除此之外，马戛尔尼还描写了圆明园，描写了热河的园艺，描写了镇江的城墙，描写了官府在广州设立的馆驿。 但是，这些与当时中国的城乡风貌无关，所以，就不赘述了。虽然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中，只描写了有限的几个城市和乡镇，但是，这几个城市和乡镇，仍然是富裕的较多，贫困的较少。
接下来，再看一些其他内容。
马戛尔尼亲口转述一位常驻中国的英国神父劳克斯的言论：“又言：我辈读中国历史证以目睹，则中国社会似尚无显著之缺点，唯残害婴儿一事，吾西人以为极背天理，华人则视为无足轻重，即日日见之，亦不以为怪。” (《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76页)
当时“弃婴问题”比较突出，无外乎两个原因：第一、重男轻女，不愿抚养女婴。竟至于遗弃。这种情况，肯定是存在的;第二、当时的社会，贫困问题开始出现扩大化的趋势。贫困人口增加，必然导致婴儿被遗弃的事件显著增多。
同时也应看到：当时的清朝，存在贫困问题，但并非普遍贫困;当时的清朝，存在苛政，但并非甚昏甚暴，所以，劳克斯神父才会同时又强调：“我辈读中国历史证以目睹，则中国社会似尚无显著之缺点。”
通过与几位汉族大臣进行交谈，马戛尔尼得出了自己对乾隆皇帝的印象：“皇帝天性豁略有大度，读书解事理。性质慈善而笃信佛教。对于臣下恒持恕道，然有与之为敌者必穷治弗敕。又为国家兴盛、功业宏大之故，处事不免失之躁急。每有无关紧要之事，皇帝意中以为不善者辄盛怒以临之。怒则其势汹汹不可扼制。性又多忌，不特为大臣者不能操纵事权。” (《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204 页)
马戛尔尼充分肯定了乾隆皇帝的豁达大度、本质善良，好读书，国家兴盛，功业宏大。 同时，也委婉的批判了乾隆皇帝的独断专行、排斥异见、好猜忌、过度防范大臣。
大家看：即使是在批判乾隆皇帝的时候，马戛尔尼也承认，乾隆皇帝统治之下“国家兴盛、功业宏大”。
马戛尔尼对于中国工业的描述：“中国工业虽有数种，远出吾欧人之上，然以全体而论，化学上及医学上之知识，实处于极幼稚之地位。” (《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197页)
在马戛尔尼看来，乾隆末年，中国的自然科学，是和欧洲互有长短的，化学和医学落后于西方，但也有多种中国工业“远出吾欧人之上”。
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一书，对于清朝军队，共有三次详细的描写，原文摘录如下：
入口而后，见河面船只甚多，不可以数计，河面几为之尽塞，其南岸则有中国兵队，整列行礼，军容殊整饬可观。 (《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22页)
吾侪未至之前，帐门均阖，行稍尽，帐中兵丁即出帐外站班。各兵手中均执钢刀，无有荷火器者。军服系蓝布或蓝羽毛所制，镶以绝阔之红边。又有马兵一队，排列庙前。手中不持刀，亦无手枪，但有弓一张，矢一束，为状与吾英古代之甲士同也。 (《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27页)
又有兵丁一大队，数在五百、一千之间，向吾行迎接之礼!此兵队衣服极整齐，军械亦极锋利! (《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188页)
通过上面这些文摘，大家可以看到，马戛尔尼一再的称赞清朝仪仗队的整洁可观。 但是，透过当时清朝看似强大的表面，马戛尔尼也看出了清朝军队潜藏着的虚弱：
此辈宽衣大袖之兵队，既未受过军事教育，而所用军器又不过刀、枪、弓、矢之属。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尚属一不易置答之疑问也。 (《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206页)
马戛尔尼特别赞叹中国清朝的制瓷业：“中国尚俗，客至必进茶。吾辈进茶后，总督又导余至一陈设精美之室中小坐。自广厅至此室，中间经一天井，四面均有房屋围之。此天井四周之墙壁，有五彩画图极可娱目。余初意此壁必为木质，木外复加以油漆，绘成人物宫室之形。乃逼近观之，全体均属瓷瓦。其花纹乃自窑中烧出。则东方之瓷业，洵有足吾辈艳羡者在也。” (《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28页)
马戛尔尼描述清朝的官服：“途径一幄，和中堂与福中堂兄弟与高级官员数人，均已齐集幄中。身服官服，气象至为雍穆。” (《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152页)
马戛尔尼认为清朝的官服端庄。即所谓“气象至为雍穆”者也。
清朝表面的繁荣之下，开始预伏危机：“近年中国各省兵乱之事，几于无岁无之，虽此种兵乱旋起旋灭，于国家大势无关。” (《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198页)
根据马戛尔尼的描述，即将进入19世纪的中国，开始出现一系列的“兵乱”。
尽管这种“兵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而仅仅是旋起旋灭的“骚乱”。 但是，清朝表面的繁荣之下，已经潜藏着危机，清朝的“盛世”即将走到尾声，也从中可以看到。
总体来说，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一书，对于清朝，是有褒有贬，毁誉参半。而我在上面列举的书摘，足以戳穿当今的互联网上，某些人对《乾隆英使觐见记》一书的歪曲，以及断章取义。
康熙皇帝与科技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接触西方科技的人之一，但他还把许多西方的科技项目当成了自己的玩具。当他玩着这些玩具正高兴的时候，西方已经大步地走向了工业化社会，他的帝国还陷在“你耕田来，我织布”田园牧歌里出不来。康熙并不是没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这种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的。比如，1682年康熙巡视辽东，夜间宿营时，“他拿出来几年前给他制作的小型星座图表，依据星的位置说出时刻来。这样，他便在其周围的贵人面前，能夸示自己的学问而得意”。又如，1691年8月21日，召见张诚(J.P.Gerbillon)，向他学习使用天文环，康熙“虽然弄得满头大汗，还是对这个仪器的全部用法进行了实习。他对天文环及半圆仪的准确程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康熙对天文学的兴趣和造诣，也许可以说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但他并不是清代惟一对天文学有兴趣的皇帝。雍正也在宴请耶稣会士时“想了解行星联珠的情况，并就它们的推算提了各种问题”。所以虽然康熙早就了解了西方的科技，虽然他甚至亲自接触了西方的科技，但直到康熙一朝结束，在他领导下的大清帝国没有一点要向西方学习科技的意思。
热兵器的发展
第一个阶段是中国领先世界的近千年(公元808年—公元1525年)：
808年，中国人发明火药。
904年，中国人郑璠发明火药弹，抛石机由抛石变为抛火药弹，火药首次用于战争，开创了热兵器时代。
970年，中国人冯继发明喷射火器(捆绑火药筒的竹箭)。
1000年，中国人唐福发明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
1132年，中国人陈规发明火枪(竹竿火枪，喷射火焰烧人)。
1259年，中国人发明突火枪(粗竹筒发射弹丸)。
1280年，中国人发明火炮。
1346 年，英国人发明发射石弹的火炮。
1378 年，德国人发明发射铁弹的火炮。
1410年，西班牙人发明火绳枪(火绳点火)。
1525年，中国人发明发射爆炸弹的火炮，开创了世界的新纪元，结束了中国的旧纪元。中国人发明了爆炸弹，但仍然热衷于使用实心弹。
第二个阶段是中国与世界保持水平的两百年(1525年——1715年)：
1525年，意大利人芬奇发明燧发枪(燧石点火)。
从1525年开始，西方的枪炮技术就渐渐超过中国了。但是从1525年到1683年的158年间，中国的枪炮技术尚能与西方保持同步。但当清朝政权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稳定全国之后，因军事的威胁消失，官方对火炮的重视日减。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中国的枪炮技术大致与西方相当。
第三个阶段是中国衰落的一百年(1715年——1840年)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山西总兵金国正上言愿捐造新型的子母炮22门，分送各营操练，结果康熙皇帝竟然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从此，中国的枪炮技术固步自封，不进反退，逐渐衰落。中国的枪炮知识和技术开始传承失调。而康熙不愿意发展火器的原因，还是怕伤了满洲人和他自己的面子。和汉族相比，骑马射箭是满族的优势。为了保住这个优势，怎么办呢，干脆咱们不玩火器。康熙说过，担任武职“以骑射娴熟、人材壮健为要”(《清圣祖实录.251》)。还说过，“训练有素”的军队是“精神振作，骑射皆佳。”《同上，242》在他观念中，一个好的军官最重要的能力不是指挥火器部队，而是善于骑射。对这一点表述最清楚的是雍正，他在雍正五年时说过：“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清史稿.139》)。正因为骑射是满洲人的优势，反映的是满洲人的面子，因此火器缓慢发展甚至停滞。
到鸦片战争时，英军使用了一种名为“榴霰弹”的球形空心爆炸弹，此弹之内填满小弹和火药，且有一引信在炮弹落地前引爆火药，将其中的小弹炸散开来，杀伤力十分大，而当时仍沿用实心圆弹的中国军队，对此“多骇为神奇，不知如何制造”，稍后，林则徐虽仿制成功，但却少有人知道早在康熙二十九年(1670年)铸成的威远将军炮上，即配置了概念相类的炮弹，但其连同所匹配的威远将军炮一直都被尘封于武库之中。中国人在1670年就制造出的火炮，自己竟然不知道，还要在1840年向英国仿制。到了道、咸之交，中国的枪炮技术连明朝末年都不如了。
马戛尔尼来华时，为了给中国伟大的乾隆皇帝留下个好印象，精心挑选了给他的礼物，这些礼物也尽显欧洲科技风采：军舰模型、天体运行仪、玻璃灯、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秒表、帕克透镜、各种火炮、连发枪、步枪、特种钢制造的利剑……。面对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技。乾隆和他的祖宗一样，争的是自己的面子。他请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游园，让骄傲的英国人遭到了打击，马戛尔尼在日记中是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东西：“……有各种各样的欧洲玩具;有做工极其精细的地球仪、太阳系仪、钟表和音乐自鸣钟，我不禁惶惑了，我们的礼物也许会相形见绌。”这个意外的发现让马戛尔尼“不得不惭愧地把脸藏起来。”其实，早在一个月前马戛尔尼向乾隆吹嘘他的礼品时，已经有前去帮忙的官员向乾隆报告：“景福宫陈设仪器，较之该国所造天球、地球，做法更为细致。”于是，为了打击英国人，为了证明大清无所不有，乾隆下令将景福宫内的西洋玩意“于该贡使未到之先送至热河。”这些西洋玩意都是早先葡萄牙、荷兰、罗马教皇“贡献”的，乾隆准备用这些东西在万国来朝的盛大场面上，挫一下英夷的威风。很显然，乾隆的目的达到了，他的面子上金光灿烂，虽然这个面子是由另一些西方国家给来挣来的。不过，马戛尔尼很快就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他需要找回英国人的尊严，所以，马戛尔尼很热情的邀请福康安观摩英国士兵的枪炮操练，结果遭到了福康安傲慢的拒绝：“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清朝在此时还可以傲慢的拒绝英国人枪炮操练的要求;47年后的鸦片战争，再也无法拒绝了，因为它已经由观摩者变成了靶子。
至于英国人送给乾隆的枪炮，英国人自个儿又拿回去了。67年后，英法联军闯进了圆明园，惊奇地发现，当年英国人“进贡”给天朝的枪炮还完好无损的存放在那。这么多年了，清朝人连研究它们的兴趣都没有，甚至都没使用过，子弹、炮弹一发都没少。英国人又突然感到庆幸，他们将这些枪炮运回了它们67年前的老家——英国阿塞纳尔。
编辑本段争议
质疑与否定
康乾盛世由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但却备受争议。史学家戴逸在肯定“康乾盛世”提法的同时，也曾指出其四方面消极因素：闭关锁国、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称之为「盛世的阴影」。。而到了乾隆后期，贪污腐化现象严重，有著名的贪官和珅。批评者认为，这期间，尤其是雍正、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压制了人民的思想，造成科学技术、思想与文学艺术的倒退。批评者提出的例子包括：科学技术方面：明清时期火器的使用以及接纳西方先进科技成果的态度天差地别;文化思想方面：明朝中后期蓬勃发展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彻底扼杀，导致具有浓厚人文主义思想的中华文化逐步退化成为只会歌功颂德的奴性文化。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中对古籍的大量篡改删除抽取销毁。吴晗曾经哀叹，“清人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第一个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的人大概是鲁迅，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是文字狱吹嘘出来的。
工业几乎停滞
山西产好铁，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不到市价的1/6，近于掠夺。潞安府是当时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潞绸精美，被清廷列为贡品，每年派造的数量，大大超过机户的承受力。明朝盛时，潞安府有机织 1.3万多张，明朝派造3000匹。经过明末]战乱，清代仅剩织机300张，居然还是派造3000匹，致使“机户支价赔累，荡产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清廷并不因此放弃派造，直到机户完全逃光，潞绸在历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其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当时松江的面积是苏州的十分之三，而赋税额却是苏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赋税额为全国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纺织业到清代开始退步，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计，少亦以万计”，而到了清朝，“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九十三处了。
康乾盛世的工业总产量其实不及明末万历年间。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手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达到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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