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后期连续四十余年的朋党之争---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是在宦官专权的日子里，唐朝朝廷的官员中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排挤打击。依附宦官的又分为两派——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这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闹了将近40年，历史上把这次朋党之争称为“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是唐朝末年高官争权的现象，文宗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牛李党争使本来腐朽衰落的唐王朝走向灭亡。
牛李党争的开始是由进士考试而起。
唐宪宗在位时期，有一年长安举行考试选拔人才，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考官认为两个人符合选择的条件，便把他们推荐给唐宪宗。这件事传到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亲)的耳里。李吉甫见牛僧孺、李宗闵批评朝政，揭露了他的短处，对他十分不利。于是李吉甫在唐宪宗面前说，这两个人(牛僧孺、李宗闵)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信以为真，就把几个考官降了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谁知这件事却引致朝野哗然，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疾贤妒能。迫于压力，唐宪宗只好于同年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这样朝臣之中分成了两个对立派。但此时李德裕、牛僧孺尚未进入朝廷供职，所以派系斗争色彩尚不浓厚。
唐穆宗即位后，又举行进士考试。由牛党人物钱徽主持。结果又被告徇私舞弊。在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的证实下，钱徽被降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被贬谪到外地去了。李宗闵认为李德裕成心排挤他，于是便恨透了李德裕。牛僧孺当然很同情李宗闵。于是以后牛僧孺、李宗闵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人结成一派，两派明争暗斗的很厉害。到了唐文宗即位以后，李宗闵走上了宦官的门路，当上了宰相。李宗闵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他提拔成宰相。这样，两人一掌权，就极力打击李德裕，把李德裕调出京城，贬谪他为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那时候，西川附近一个吐蕃将领投降，李德裕趁机收复了一个重镇维州(今四川甘孜州东部)。李德裕大喜，立刻上书朝廷，以为自己立下大功，立刻飞黄腾达。但是宰相牛僧孺却对唐文宗说：“李德裕收复了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跟吐蕃搞坏关系，那才不上算呢!”牛僧孺还要唐文宗下诏叫李德裕将维州还给吐蕃，李德裕气得要命。后来到了唐武宗即位，牛党失势，李德裕当上了宰相。他极力排斥牛僧孺、李宗闵，把牛党的人都贬谪到南方去了。846年，唐宣宗即位后，对武宗时期的旧臣一概排斥，撤了李德裕的宰相职务，把李党的人全部贬谪到朱崖州(今海南)去了。至此，闹了40年的牛李党争终于收场了，但是混乱的唐王朝已经乱得不可收拾了。
人们通常认为“牛李党争”中的领袖分别为牛僧孺(“牛党”)和李德裕(“李党”)。然而关于牛僧孺进行党派斗争的事迹在史书上出现得很少，这使得有人怀疑他的党派领袖地位，认为他只是李宗闵拉拢过来打击李德裕的工具。这种观点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早在穆宗时期，时任宰相的李逢吉就举荐过牛僧孺，被认为是利用牛廉洁正直的名声为自己的政治势力增加砝码。后来，牛僧孺不甘同流合污，辞去了宰相的职位。文宗太和四年，入相不久的李宗闵再度举荐牛僧孺时，当然也有可能出于和李逢吉同样的考虑。根据这种观点，李宗闵应被视为“牛党”的领袖，而牛僧孺最多只能算名义上的。
另外一种观点希望扩大两个党派的领袖人选，即将牛僧孺和李宗闵看作是李逢吉的政治继承者，而将李德裕视为裴度的政治继承者。在宪宗时期，两位政坛重量级人物李逢吉和裴度就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裴度被驱逐出京师。如果认可这种观点，牛李党争的展开时期就要提前到李逢吉和裴度的交锋。在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中，牛僧孺、李宗闵和李逢吉被当作牛党的领袖;相应地，李党的领袖是李德裕、裴度和李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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