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核酶研究到噬菌体研究
2004年，美国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招收了一名来自中国的“80后”姑娘。她来自武汉大学，本科的研究方向——核酶“很前沿也很热门”，读博士期间，她却选了“冷门”的噬菌体研究。
这位姑娘就是庞婷。据她介绍，20世纪80年代前，研究噬菌体的人还不少;80年代之后，很多人转向研究癌症，做噬菌体研究的人就很少了。其实，在20世纪早期时，用噬菌体治疗细菌感染在欧洲非常流行，后来随着抗生素的发现，噬菌体治疗慢慢落伍。“近几年，随着超级细菌的出现，大家又开始重新提倡对噬菌体进行研究。”
“也是经过了思想斗争才做的决定。”如今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的庞婷回忆起当初的选择，还能记起后来的指导教授介绍噬菌体实验室的场景，“他讲话风趣幽默，把噬菌体这个非常低等的生物讲得很有趣、很聪明，播放的短片中细菌像爆炸一样被裂解了的图像也很直观。”虽然在当时是少人关心、非常基础的研究，但庞婷觉得很有意思，是自己的兴趣所在。
为噬菌体研究交上答卷后，庞婷于2011年到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转向研究金黄色葡萄球菌，“比如割伤以后，如果伤口感染了金黄色葡萄球菌，不经处理的话它们就会在上面形成生物膜，这样伤口就会溃烂，很难愈合。如果感染到血液里面，也会导致败血病。但我们的研究是很基础的，主要看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细胞壁是怎么合成的。”
从“语言关”到“实验关”
从德克萨斯州到波士顿，8年留学生活，用庞婷的话讲：“辛苦是肯定的”。
刚入学时，摆在庞婷面前的首先是语言关，“生活交流倒不是问题，主要是上课”。虽然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庞婷所修的分子生物学是英文授课，但到美国一上课，发现“对其他课的专有名词完全没有概念，最简单的N次方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花了一个学期，才逐渐适应。
其次是考试关，读博士期间，庞婷选的一门课，每周进行小考，每学期还有3次大考，非常紧张，但好处也不少，“可以巩固记忆，学会的东西不会忘”。
再就是背井离乡的孤独感，“在国内上学时，朋友很多。来美国之后发现，根本没有人聊天，非常孤单。”在国内时，庞婷并不常用网络聊天工具，留学期间，却是“一回家就挂在线上，与朋友保持联系”。
相比做实验的压力，这些难关都是短暂的。在德州农工大学时，一周7天，庞婷几乎天天都会去实验室。做博士后压力更大，但时间上的坚持还算小事，“大部分实验是失败的，要么实验结果不顺利，要么得到的结果不是你想要的，时间久了，就会焦虑。”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庞婷也会哭，“读博士期间，已经做了一两年研究了，但感觉还是不理想，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也没有文章发表，那时候我就觉得毕业遥遥无期，很发愁。”
回顾这些辛苦，庞婷笑笑：“苦是不用说的，但看你怎么看，如果它是你的兴趣所在，就会好很多。而且，也要有个平和的心态，比如做实验失败了，你要想到底是哪一步做错了，在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下一次有改进。其实，分析实验过程非常有意思，很锻炼逻辑思维能力。”
变化的现实与坚持理想
庞婷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博士后工作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结束后，她将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到哪儿工作?在庞婷看来，她这个年龄段的在国外留学的学生可能都会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回国还是不回?“我们中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如果不回国，觉得亏欠父母。如果回国，虽然现在国内经济比较好，工作机会也多，但面临的挑战也不少，比如在国外读这么多年，可能不太会处理国内相对复杂的人际关系。”
无论是博士期间做的噬菌体研究，还是现在做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研究，庞婷的研究对象都和人类医学发展息息相关。让她欣慰的是“自己做的事情是对人类健康有帮助的”，这也是她未来工作的目标。
留学期间，庞婷回过几次家乡，每次回去她都觉得城市风貌不是记忆中的样子，“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变化很快”。变化更大的是同学间聊的话题：“我和高中同学聚会，发现大家现在谈的多的话题是怎样赚钱。有一些同学可能会觉得我傻——还抱着希望自己的工作为社会、为人类做贡献的想法”。
但在庞婷看来，那些忙忙碌碌拼命赚钱的同学所追求的东西也有些虚无缥缈，“忙碌半天，还是为了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