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思考君子和小人的问题。君子和君子，君子和小人，小人和小人之间的交往各不相同，他们之间的友情和纷争也大相径庭。然而最令我感动的，当是司马光、苏东坡等与王安石之间的恩怨是非与大义之争，是的，他们曾经势不两立，然而最终，他们无不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世人，受人景仰与崇拜，不管谁对谁错，他们所能保持的、常人难以做到的便是自始至终都以国家民族的社稷为重，而从不涉及个人恩怨。
是的，他们的争斗，必将成为世人所景仰的君子之斗。
司马光比王安石长两岁，都曾在包拯手下为官。两人才华横溢，且相互仰慕，一度时期是互相倾慕的好友。然而后来，由于不少人对历史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简单地把司马光当成让人沉默的“保守派”，把王安石当成改革的先锋，大加赞叹。就象我，一直以来，简单地把司马光当成老顽固而从不对他的历史加以研究甚至光顾，以至于他在我的心中，始终是一片空白。
可是后来，我终于对这位天才的大文人肃然起敬，对王安石大刀阔斧的改革也进行了重新审视。在两个人同升翰林学士的时候，同样受到了宋神宗的赏识，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这一对好朋友却开始因政见不同而渐渐开始争吵疏远甚至决裂。由于当时官吏过多，俸禄颇高，整个大宋的国家财政已经入不敷出，出于对国家财政的考虑，宋神宗大胆起用一直以来在地方上享有声誉、干脆果断且深知百姓疾苦的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让他主管变革事宜。王安石一上任，立即显出了他非凡的行政才能和魄力，对旧有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出台了青苗法，规定在每年青黄不接之时由政府贷款给农民，让他们购买棉粮种子，待秋后丰收再行偿还。现在看来，王安石当时的青苗法的确有他超前并相当现实的作用。
一千年后，如今的农民享受的“贴息贷款”制度的出台，是否受到了王的启发，我当然不清楚，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王的改革内容相当程度上是符合“三个代表”的。可是这些制度一出台，立即受到以司马光、文彦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正直文人的强烈反对。其实历史的模糊就模糊在，司马光反对的并不是王安石变法，而是他急功近利的改革方式。司马光认为所有这些，都必须循序渐进，稳妥进行，而不可能立杆见影，不然会发生好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青苗法，他认为这样一来必然会给地方官吏带来更大的腐败空间，他们会借机不断提高贷款利息，从而进一步加重农民的负担，而且后来的好多事实证明，由于王用人上的不当，导致的结果也被司马光不幸言重，这不得不说是王安石变法中让人不得不遗憾的一面。
君子的伟大就伟大在，在和对方的争斗中不能得胜时，便选择了回避和退让，而不是伺机报复和恶意中伤。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然而我们的司马大文人却一口回绝了他们：王没有任何私利，为什么要这样做?面对身为副宰相的王安石的如日中天，司马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让，回家开始了那场令世人惊叹的浩瀚之举，历经十几二十年之光阴，终于写出了惶惶巨制《资治通鉴》。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安石政治上的得势无疑给了司马光一个传世著说的机会。历史总是让人有意想不到的精彩之处，中国历史上两部最伟大的史实巨制，既然都出之司马家之手，尽管本人从未考察过司马迁和司马光是不是本家，但光是两部巨著和两个同姓文人，在表面上看来就足以使人荡气回肠。
多年后，王安石宰相之职被免，告老还乡。一向支持王安石的神宗皇帝在继续施行了近十年的新法之后驾崩，十岁的哲宗即位，由太后垂帘，时年66岁的司马光被召回开封，出任宰相，开始大刀阔斧地起用旧臣，恢复原有制度。然而尽管其在政治上全盘否定了王，可在生活上，在王死后，他仍然吩咐手下要善待王安石的安葬事宜，由此足见其作为君子的坦荡之处。而且他在所著的《资治通鉴》中对社会对王安石的偏颇之言给予了斧正，他说世人都说安石奸诈，其实这对安石来讲实在太过分了。
君子的优点就在于，不管对方能不能成为朋友，他总是能客观地对其作出评价，并且从不避乎自己对对方人格魅力和才华的欣赏和仰慕。王安石死后不久，司马光也因积劳成疾，长眠于黄土之下。这一对伟大的君子，从好友到政敌，不管有多么大的纷争和不平，最终双双成为世人的楷模，将伟人的形象和光辉流传于世。司马光死后，长街陋巷被自发赶来的民众堵得水泻不通，其盛况甚至超过了千年后发生在首都北京的“十里长街送总理”，一个宰相，一个总理，身份相当的两位伟人，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为人们留下了难忘的瞬间，他们的光辉典范和人格，将是我们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而王安石呢?当年追随他实行变法的那些“改革者”经过历史的筛选，终于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纷纷被划归为“奸佞”的行列，而他，也只有他，千年来扛着“改革”的大旗一路走来，无人能够将他“改革先锋”的冠冕摘下，这一切，非是君子，非是极其正直无私之人，谁又能够成为历史的护冕者呢?
北宋的历史颇为短暂，疆地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相比，可能都无法相提并论吧。加上连绵不绝的战乱，宋代的历史，似乎很不愿意让人光顾。然而就是这个寿命不长，疆域狭小的朝代，却出了那么多令世人震惊的伟大的人物，是的，他们当中，甚至比欧阳修、司马光和王安石还要辉煌的文人，当要数留下无数绝篇的苏东坡了吧。
作为后起之秀，苏轼一开始便成为颇受赏识的人物，顽固派赞赏，改革派也羡慕。当时，年轻的苏轼受司马光等的影响，也一度对王安石的变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神宗赏识苏轼，想提拨他，不想王宰相一句话便断送了他升迁的机会。实在应付不了朝廷里复杂的政治斗争，苏轼终于请求到地方做官，神宗说好了让他去杭州，可到王宰相那儿却成了安徽。苏轼也曾常常嘲笑王安石，而今在民间还流传着好多笑话。按理说，这样势不两立的人，一定会斗得你死我活吧?然而错了，当苏轼因“乌台诗案”招来灭门之祸时，确因王安石一句话而保住了他的性命。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王赏识他，爱护他，喜欢他，所以关键时候就会保护他，尽管他们是水火不容的政敌，可是他们“敌”的是政见，而不是人格和才华，最主要的，他们都是君子!
王安石退下来后，苏曾经去拜访了他，这一拜不要紧，两个人才发现他们之间有太多的东西要交流。他们 重新认识了对方，相互对对方的才华和人品有了真正的了解。王安石曾慨叹说，不知道从此几百年后才会再出苏这样的人才。当然苏也从此认为世上真正有才华的人是王。因为他的一首藏有两个典故的小诗从来无人能够识透，而王安石，这位曾经在政治上呼风唤雨却经常让他嘲笑的前辈，竟然一眼就看出了其中奥妙，从此苏轼，再无异议。
君子相斗几十年，转头还是真君子，他们之间的纷争和大义，将是我们在君子和小人学术研究上难得的史料。君子坦荡荡，争吵又何如?争的时候是君子，争完了还是一个大写的“人”字，不管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才华，将引导我们在看问题时不再那么简单地对立和对等，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之上，而是用更加理性的方式去挖掘人性中最为光辉的一面。
是的，君子，他们总是让人无法不去长时间地感动和缅怀甚至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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