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报考的个体,人们评价“上进”;对报考的群体,人们表示“担忧”。纠结的目光里满是疑惑:为什么20年前,大批体制内的官员、学者及学成归来的海外留学人员,纷纷投身市场大潮;20年后的今天,却有每年上百万的大学生争相挤入体制内?
其实,国考热作为一扇可以洞察社会运行态势的窗户,透过它,可以看见壁垒,也可以看见桥梁。
“国考热”体现
转型期社会问题
“如果社会保障制度的双轨制不被改变,国考热一定还会持续下去。”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侯风云明显感觉到,基于不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的这种热,亟需改变。
侯风云,这位对就业市场颇有研究的山东省政协委员很理解年轻人的选择。她承认,每当听说有学生考上了公务员,自己也会由衷地高兴,“对比一些进入私企的同学,进入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在现阶段的确是最稳定也是最有保障的工作。”它意味着现实选择的利益最大化。
山东大学硕士陈宽(化名)毕业后进入国内的一家知名市场化媒体工作,月薪万元左右,一度被同学们羡慕。一次与高中同学的偶然聊天却让他倍感受挫。那位毕业于驻济某二本院校的同学,2007年通过省直机关公务员考试进入“体制内”。这一次,这位同学说的是自己的“新烦恼”:“最近老被中介骚扰,我们单位宿舍,40万买的,说现在涨到120多万了,卖不卖?”
“听起来像是很烦,实际已经是在炫耀了。”这让目前尚未买房的陈宽“羡慕嫉妒恨”。自信学识水平与社交能力略胜一筹的他继而意识到,“有些时候,你能够获得多少资源,不完全因为你优秀或者勤奋与否,而在于有没有处于恰当的位置”。
高中的政治课本已经让陈宽懂得,社会资源的分配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这种以体制壁垒来区别的分配态势清晰地告诉他:在一个欠缺公平的环境里,占据有利的竞争位置,往往意味着更大的利益回报。
侯风云对本报记者说,“从表面上看只是公务员招考出现了如此大的热度,背后其实是现阶段社会转型期问题的集中体现。”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总有一天,公务员没有了特权,社会建立的监督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可能很多人就不再追逐国考了。”说这话的房富民1998年大学专科毕业后,从销售组装电脑开始创办了现在的太阳能企业。
那时候,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招聘方式,还大多停留在请高校校方推荐的阶段。尽管此时的国考已经进行了4年,但始终处于不冷不热的状况。
1994年,国家计委等29个部门进行首次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招考,但应者寥寥。官方数据显示,自1994年到2000年,国考报名人数累计只有4万多。在那个年代,另一股潮流在社会上占据了主导:“下海”。
那是受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激励的一代人。大批体制内的官员、学者及学成归来的海外留学人员,纷纷投身市场大潮。
那段历史也被人们普遍视为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崛起的重要时期而备加怀念。
在自己的第一本著述里,“92派”代表人物万通董事长冯仑形容当年的情形为“野蛮生长”:在政策给予的宽阔市场中,他们迅速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者和实践者,并以自身的努力拓展着体制外的吸引力。
“这是中国社会很大的进步,机会多了、选择多了、成就多了。”观察者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和成就时发现,改革开放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成功地激活了存在于中国人心底的商业意识和创业热情。
20年后,当冯仑在北京亮马河饭店发表演讲时,他的新感慨已然成为“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宏观经济调整的剧烈影响下,企业没办法专心致力于市场博弈,而不得不更多地困惑于体制内耗。”
这也是经济学家吴敬琏的担忧。同样是在一次演讲中,他公开强调,2004年经济过热发生以后,一些党政机关以宏观调控之名,对市场交易和企业经营进行微观干预,行政审批权力大大强化。
正如侯风云强调的,体制内同样需要优秀的年轻人。虽然国考热的态势亟待扭转,但也未尝不可保留一种期待,“因为他们肩负的责任,不仅是要切好‘蛋糕’,更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培育‘蛋糕’”。这固然需要60后、70后做出更好的榜样与帮助,更重要的是,这些80后、90后的年轻知识精英应有自己的坚定与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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