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不敢谈“日本威胁论”?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尽管当今中国民意“抗日”情绪高涨，但却很少能形成系统的、并且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日本威胁论”。
一面是西方与日本大唱“中国威胁论”，从利益和安全关切看，中国的确对他们构成了至少是潜在的威胁。而另一面，我们却如同鸵鸟一般，在讷讷自辩的同时，甚至羞于提及“日本威胁论”或“美国威胁论”，或者在慷慨激昂的口水抗日之外，对日本疏于进行冷静的研究和防范。
“日本威胁论”在中国舆论中的缺席，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
其一，梁启超所言的“一人为刚万夫柔”的中国特色依然存在，军国大事仍是“肉食者谋之”，而“肉食者”虽然未必“鄙”，但顾虑多。
其二，看似汹汹的口水抗日潮，多是情绪之浪花，其实质一言以蔽之：蔑视日本。而历史已经证明，在“小日本、大中国”的轻佻心态下，重视日本、研究日本往往被当作多余的琐事。
其三，在国际社会依然奉行丛林原则的同时，我们中国人对战争的认知，却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田园牧歌般的浪漫主义憧憬中，甚至还在骨子深处，保留了点宋襄公的遗风，真以为在国际生态和国家利益争夺中，还有什么正义之类的所谓普世原则。实质上，这就是一种绥靖心态。
与带有狩猎色彩的西方文化将战争视为社会常态相比，中国的农耕文化把战争看做一种恶、而将和平当作社会的至善。中文里，“和平”侧重的是协调和宁静，而英、法文中的“peace”更多指的是“同意停战”所带来的愉悦，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
西方人崇尚着“该出手时就出手”，坚定地认为战争虽然破坏和平，但也缔造和平。中国人却时常静静地等待敌人下一次不知道何时发生的入侵。尤其是自宋以来，中国人加速地失去了性格中刚烈的部分，并形成了和平主义的、偏安式的、鸵鸟型的战争观，一如面对妖魔只能念经的唐僧，无谓地进行正义非正义之辩，并一相情愿地认为自己的防御立场和受难经历就能代表正义，并且正义必胜。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国征讨方略》一书中写道：“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这样有见地的、赤裸裸的直指国际秩序核心的想法，即便出自我们的敌人之口，至今亦值得回味与咀嚼。
中国的基于道德和正义的战争观，实在很需要下载些西方基于利益的战争观来进行升级，才能超越那些被虚幻的词句所遮掩的不切实际的道义优越感。从《水浒传》到《亮剑》，中国至少在荧屏实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亮剑”精神，至少表明了新一代更加现实和阳刚的处世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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