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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8
历史学家列夫.鲁尔耶曾经说过：“欧洲是石头建的，俄罗斯是木头建的”这传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讯息呢?也许，你看过BBC纪录片之俄罗斯音乐祭就会深有体会啦!下面是出国留学网小编在此要和大家分享的BBC纪录片俄罗斯音乐祭第一集的观看笔记，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历史学家列夫.鲁尔耶相信“欧洲是石头建的，俄罗斯是木头建的”，于是欧洲发展成以城邦为核心的一个个国家，而俄罗斯注定是一个以乡村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乡村才真正是俄罗斯这辽阔大地的灵魂，而非20世纪急速的工业化进程。来源于祖上，口口相传的农作知识延续着乡村文化的命脉，劳于此就该死于此，他们遵守祖训。由此，专制模式理应适应农业社会，集体农庄、集体劳作，这体制也适合一切农业国家。鲁尔耶在纪录片《俄罗斯音乐祭》(All the Russias)中从农业文明上解释了苏维埃政治体制。
面对辽阔的疆域，专制如何全面企及呢?《俄罗斯方舟》里，索科诺夫通过博物馆历史漫游，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太大，联邦制比共和制要适合它。”
认可了联邦制，也就认可了文化上的五彩杂陈，国家和国民也因此而显得复杂。对于此，浪漫派诗人丘特切夫认为“无法用正常的思维理解俄罗斯，唯一的办法只能信仰它”。导演米哈尔科夫也深信这一点，他通过《西伯利亚的理发师》中朱利亚.奥蒙德一角去感慨俄罗斯人的极端性和复杂性，朱利亚.奥蒙德最终没能理解它以及她自己费加罗般的俄罗斯爱人，只能回到美国。
作为文化血脉外部表征的俄罗斯音乐自然也延续了农业文明下的乡村图景，于是俄罗斯古典音乐从格林卡那里开始就显得和整个欧陆迥异，没有石头和砖块那般工整，而是木柴燃烧的野味。如果当时也有版权，也有4小节以上的抄袭争议，那么强力集团五人是侵权者，巴拉基列夫和柴可夫斯基还接力式的抄袭《小白桦》，主谋格林卡还有着犹如郭敬明般的诚恳的“大言不惭”：“民间才是音乐的作者，作曲家只是收集和整理了它们。”到了20世纪初，斯特拉文斯基将民间音乐融合到诡异的现代派交响乐里，通过《春之祭》、《彼得鲁什卡》将乡村声响调变到最大。
革命的接踵而来，让国家文化取代了民族文化，民族音乐的休止符也随之而来。浪漫派跑到了国外，留下来的或成为专制的对象，或为大机器的运转添上合适的润滑剂，少数的，如肖斯塔科维奇、维索斯基尴尬而聪明地活下来，被人们以想象过渡的方式传颂着：他们是勇敢的战斗者，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的终曲重击是被“强制幸福”的反抗。
老一辈大多数的中国人那些俄罗斯情节或许是源自他们的国家文化，而非民族文化，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对俄国人持有好感，而得不到同等回报的原因之一。我们丝毫不了解伏特加和土豆背后的那个俄罗斯农民，我们只知道秋明油田的劳动模范、保卫列宁的瓦西里。我们唱着三套车、海港、喀秋莎，却闻所未闻赫罗沃德圆圈舞。而农民和圆圈舞才是真实的俄国人，才是民族文化下的俄国人，瓦西里、持摄像机的人都是工业化进程中的苏联人，是国家文化下的苏联人。20世纪的俄国史，也就是一个城市化的历史，它将87%的农民在90年间变到了20%，将源自乡村的民族古典乐派终结，它带来了飞机坦克大炮集中营以及它所瞄准的在恐慌中渡过45年的西方人。
然而，作为根的乡村始终有着那强大的向心力，于是社会变迁了，音乐似乎变着调子地回去了。不同于前辈斯特拉文斯基那让乡村小调进入交响乐团，带来绚丽但浑浊的喧嚣，马尔季诺夫让波克诺夫斯基乐团采用简单的小提琴和男女对唱踢踏形式，将乡村小调滚雪球的发...
03-18
出国留学网小编在此要和大家分享的是BBC纪录片俄罗斯音乐祭第四集的观看笔记，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在穆索尔斯基歌剧《霍万兴那》的高潮，向上帝忏悔自己是罪人的多西费伊带领一群信众，走向彼得大帝时代熊熊燃起的烈火堆中，集体自焚殉教。对于18世纪初安居圣彼得堡、执意进行全盘西化的彼得大帝来说，多西费伊们就是异教徒，是阻碍宗教改革、礼仪改革、音乐进步和建筑发展，必须残酷镇压的旧礼教派。而彼得大帝目睹了英国新教改革回来后，渴望建立一种政教牢固一体的东正教全新体系。异己分子被历史祛除了，只在后世的音乐和文艺作品里偶尔被描绘成抵抗暴政却又顽固不化的悲剧英雄。而他们信仰的坚韧力量却在信仰缺失的当下俄罗斯得到了认可。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认可彼得大帝改革，“政治得到了宗教力量，正教教义也就强大起来了”。他也在小说《群魔》的笔记中跳出历史，进入民族魂魄的总结到：“俄罗斯之所以伟大和奇妙，是因为它的信仰，是因为它有东正教。东正教的一切也就是俄罗斯的一切。”
既然信仰精神是俄罗斯精神的土壤，那么根植于土壤之上的音乐之树必然充满着宗教的不懈追问，在此土壤之上耕耘和生存的人们更无法忘记自己是谁。或许信仰的对象不同决定了土壤类型的不同，从而产生了历史的差异和丰富而传奇的故事。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试图以近代抽象而浓缩的密集声响去沟通远古异教的神圣祭奠仪式，异教时代后不久，大概1000年前，基督教传入基辅，基督徒们在地下洞穴开创历史，并在进入城邦后抵制着异教，留下了11世纪的圣咏。14世纪，基督徒来到莫斯科，他们将自己视为正教的捍卫者，能对抗伊斯兰教的坚毅者，是第三个神圣罗马，最终取得自主地位，建立牧首区，成为东正教。而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认可的那样，东正教成为了这块信仰土壤中最肥沃的部分，成为人们生根发芽、生活开花结果的根源。之后无论是充满异教萨满仪式的《霍万兴那》以及“国民歌剧”《鲍里斯.戈多诺夫》(两者都为穆索尔斯基作品)都离不开东正教这篇土壤的向心力。正是东正教和在此基础上发展开来的文化背景，让俄罗斯音乐在18世纪开始逐渐摆脱意大利宫廷音乐的印象，发展出自己的性格和伟大成就。即便到了近代的那最后一位浪漫主义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也一样充满了对宗教和信仰的追问，将俄罗斯艺术与宗教密切结合的理念关系进一步发展，并在其中带出民族音乐各素材的和声可能。而20世纪有70年的时间，俄国人丢弃了东正教，转向个人和意识形态信仰的陌生土壤，人们在此间努力适应新土壤，并最终破灭信仰。而在这严酷的土壤中，东正教的余留土地上却依然生长着传统的复活节，人们照样悄悄地画着彩蛋、等待祝福。传统始终是强大的，肥沃的土壤始终难以被翻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奏出欢快的《复活节序曲》，压抑已久的人们等待着恩典与洗礼。
如果说那些在严冬追问上帝并最终醉死在雪地里的典型俄国酒鬼形象让我们认识这个民族的极端民族性，那么他也同时能符合多西费伊那愚昧而又却让人敬佩的赎罪精神。而众多在严酷环境中创造伟大成就的俄国科学家、文学家、音乐家和运动员也让我们联想到一个个甘愿背负人间罪孽的普罗米修斯和苦行般的画家安德烈·鲁勃廖夫。但在20世纪新理想破灭后，知识分子们却开始忧心，在这片1700万平方公里的新土壤里，再也没有这些值得尊敬的酒鬼。教士说：“重建教堂并不能带来人们的安定感，因为价值观全变了。”马林斯基大剧院指挥杰吉耶夫也为20年来信仰的丧失而沮丧，期待出现《霍万兴那》中多西费伊的声音而不是自焚行为。幸运的是，年轻人开始建立了信仰，开始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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