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时事政治2014

　　9月4日，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兼营运部主任苏顺虎，因涉嫌受贿2490余万元，在北京市二中院出庭受审。苏顺虎的三起指控都与铁路货运有关，他当庭认罪，并在庭审最后哭诉自己出身贫苦农家，一步步走到领导岗位，却在“晚年放松学习，走上了犯罪道路”。他希望获得从轻处理，并称判决后不会上诉。(9月5日《京华时报》)

　　苏顺虎在法庭上痛哭流涕，称“砸锅卖铁也会退清赃款”，希望法院轻判自己，这种种表现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甚至可以说完全在意料之中，他不过是在重复着贪官们千篇一律的忏悔。

　　我们不能说苏顺虎的哭诉完全是假的，也不能说他“砸锅卖铁也会退清赃款”的承诺完全是空头的。但面对苏顺虎的忏悔，我们却很难生出同情与谅解之心。一方面法不容情，违法犯罪了就得依法接受应有的惩罚，并不会因为你昔日出身、努力和功绩而有所改变;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官员，苏顺虎走上违法犯罪之路，并不是一日两日的事情，难道在第一次伸出贪腐之手的时候，他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触犯法律了吗?今日在法庭上痛哭流涕，悔已晚矣!拿民间俗话来说，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苏顺虎涉嫌受贿2490余万元，不是一个小数，他的忏悔也是应该，“砸锅卖铁也会退清赃款”更是必须。我们相信法律对此会有一个公正与公平的判决。不过面对苏顺虎的哭诉与求情，最该反思和受到启发的，是那些至今贪欲之念仍蠢蠢欲动的官员，他们当以苏顺虎为戒，并警示自己：与其有朝一日在法庭上痛哭流涕，何不今日在官位上守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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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北漂小伙为办护照遭遇刁难返乡6次多跑3000公里”，到“济南孕妇及家属为办准生证三地跑十多趟未办成”，近来媒体对“办证难”问题的集中曝光，激起了公众集体的痛感。公众为了办个证和盖个章与公务员打交道过程中遭遇的所有痛感都被新闻唤醒。中国需要政府部门办的证和盖的章多如牛毛，可能没有几个普通人在办证盖章时没遭遇过这种让你看冷脸和跑断腿的情况。这些痛苦的回忆一旦被激发出来，就会在情感上形成共振，变成一种舆论和公众集体对官僚主义的愤怒控诉。

　　冷脸被曝光后，地方政府基本上都只是就事论事地处理，处理当事人，迅速办好证盖好章。比如河南某地刁难办准生证的孕妇被曝光后，当地立刻将准生证办完送到孕妇家里。这些在媒体曝光压力下的“高度重视”，都是不真实的。个案解决了，可窗口办证盖章的人脸依然难看。地方政府都只是当成一个“负面新闻”去应对舆论，而没有去思考为什么“刁难市民的警察那张脸让人不寒而栗”，更不会从制度层面去解决问题。

　　一些地方只是将这种冷脸和刁难看成是一种不正之风，是官僚主义的表现，仅停留于道德层面的认知。其实，“全民办证难”绝不仅仅是不正之风那么简单，也是腐败文化的一种延伸。

　　那些比铁还硬还冷的脸，那些让你跑断腿的刁难，实际上很多都包含着一种寻租的暧昧暗示，某些承办人把这对别人哪怕只有一丁点儿大的权力用到极致。对那冷脸，你送点儿礼试试看，看那脸还冷吗?立刻会笑容满面。对那刁难，你找点儿关系，找个熟人让其上级过问一下试试看，看还有谁刁难?立刻会无比顺畅。很多冷脸和刁难的潜台词都是：我要给你盖章和办证，我拥有对你的权力，你不找关系不意思意思，那你就得承受冷脸和刁难。

　　腐败的基因深入权力肌体的毛细血管，将手中那点儿权力兑现为实实在在的利益，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病。某地邮政局曾被曝光，农民要想从那里取汇款，必须搭购一袋化肥。某地气象部门规定，要想获得预警灾害天气的气象信息，必须订阅其合作商的短信。

　　这种权力变现的流行病中，窗口单位那些负责盖章办证的自然也难耐寂寞。

　　在窗口办证盖章的其实并没有多大权力，只是最基层的办事员。这个岗位在权力系统中挺尴尬，他们并不像位高权重的官员那样掌握着寻租的资本：垄断着资源分配权和项目审批权，一个章就对应着成千上万的利益，很容易达成权钱交易。窗口单位打交道的都是普通百姓，办的都是与生活而非利益相关的证。老百姓一般不至于为办个老年证去送礼，也不会为了办个自己应得的准生证而去送钱，普通的小老百姓也没有这种“关系”。无法将手中这点儿权力转换为利益，于是就有了“损人不利己”的百般刁难，以冷脸和刁难获得一种变态的心理补偿，满足那种扭曲的权力欲：没法将这种权力兑现为实在利益，没法让你“孝敬”我，却可以让你不舒服，让你跑断腿，让你感受到我对你拥有的权力，别把这权力不当权力。

　　所以，这不只是不正之风，而是蔓延的腐败文化之下的病态表现，他们眼中从没有纳税人，不觉得那是一种应该向纳税人提供的服务，而觉得是一种应该获得利益回报的权力。千万不要低估这种窗口的冷脸，它直接催生了民众与政府的对立，因为政府是抽象的，民众与政府打交道主要是通过窗口的办证盖章等小事，这种冷脸和刁难，在公众眼中就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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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容改革失败者，不但是对改革创新者的激励，免其后顾之忧，也是从法治的角度治庸治懒，让为官平庸者警醒

　　最近，上海一份即将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引起舆论关注。这份《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草案)》引人注目的有两条，一是上海拟设立改革创新奖，针对改革创新有突出贡献的当地各级政府、企业、团体及个人;二是对按程序决策、实施改革创新，而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且未牟取私利的改革创新失败者，拟实行责任豁免。

　　肩负着中央“四个率先”重任的上海，在“率先推进改革开放”中，以改革的思维从法治角度推进改革，这一被舆论普遍解读为“干部创新失败有望‘免责’”的立法思路，让人感叹。

　　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和国家就有危险。问题在于，人人深知，改革创新是要从一些局部、一些领域、一些地方突破的，改革成果点滴汇聚，方能蔚为大观。但是，对先行者来说，风险确实很大。并不是所有的改革创新都能成功，特别是当改革触动到深层的体制机制之弊，触动到既得利益阶层、部门或人群的“蛋糕”，改革者面对重重阻力甚至风险几乎是必然的。那么，这个“风险”由谁来承担?

　　是的，改革者必须具有牺牲精神和社会担当。当年，安徽凤阳最早尝试“包产到户”的18位小岗村农民，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按下触目惊心的红手印，方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过，改革“不要怕冒一点风险”，1991年他视察上海时，就特别强调“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今天，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改革者所要面对的，是“硬骨头”、是“险滩”，所要突破的，是固化的利益藩篱。这也正是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的深意。

　　现在，上海的尝试本身就具有改革创新的色彩。它让我们意识到，或许可以从法律层面，护佑改革者不惧风险，给敢为人先的组织和个人减少一些为失败担责的心理负担。而允许试错、宽容失败，或将在某种程度上，规避改革者可能遭遇的悲剧性命运。类似举措，有助于化解目前改革创新工作中存在的思想顾虑、制度障碍、机制缺陷和利益藩篱等突出问题，有助于化解改革创新动力不足、改革创新政策“碎片化”等倾向。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近35年，从曾经的“闯红灯”、“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一些地方开始用法治思维规范和保护改革创新，把改革创新纳入法律的框架，这表明我们的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也在逐步建立和成熟的过程之中。让改革失败者“免责”，不但是对改革创新者的激励，免其后顾之忧，也是从法治的角度治庸治懒，让为官平庸者警醒。

　　改革的时机稍纵即逝，如何消除“改革疲劳症”，如何打消改革者的后顾之忧，如何增强改革者的创新勇气，是当前各地面临的共同挑战。对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发达地区来说，尤其责重。不仅原地踏步可能意味着失败，而且在全国改革大局中，更要肩负“率先推进”使命。从这一点看，上海对改革本身的“改革”具有示范效应。当然，如何厘清“改革失败”与“失职渎职”造成的损失，还需要在法律法规的层面更加细化，更加完善。

　 　　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城市，正在遭遇“垃圾围城”之痛。

　　据《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北京市日产垃圾1.84万吨，如果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长度接近50公里，能够排满三环路一圈。并且北京每年垃圾量以8%的速度增长;上海市每天生活垃圾清运量高达2万吨，每16天的生活垃圾就可以堆出一幢金茂大厦;广州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也多达1.8万吨……

　　住建部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目前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

　　“垃圾围城”不仅是城市病，而且蔓延到了农村。日前，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就环保问题作报告时指出，全国4万个乡镇、近60万个行政村大部分没有环保基础设施，每年产生生活垃圾2.8亿吨，不少地方还处于“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状态。

　　“垃圾围城”对公众身体健康的危害已经显现。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远丰村是一个有400余人的村庄，村后有座垃圾山，10年间12人因患癌症死亡，被包括央视在内的众多媒体冠以“癌症村”的称号。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石汉平表示：“这样的肿瘤死亡比例实在太高。”

　　“垃圾围城”日益严重，但我国目前的整体垃圾处理能力还远远不够。以北京市为例，现有垃圾处理设施的设计总处理能力日均约为1.03万吨，每天缺口达8000余吨。

　　根据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委员会的统计，2011年，全国657个设市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编者注)生活垃圾处理率为91.1%，其中20.1%为直接堆放或简易填埋。以当年城市垃圾清运量1.64亿吨计算，仅上述657座城市，当年已堆积未处理的垃圾就接近5000万吨。

　　据了解，目前世界上通行的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填埋、焚烧和综合利用(再生循环利用)三种。当前，我国大多数城市都把填埋作为首选，而不少垃圾场是各方利益的结合体。但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土地稀缺的国家，特别是在人口密集、垃圾产生量大的城市地区，填埋方式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表示，垃圾处理现在看来绝对不是我们发展中的单纯的“垃圾问题”，应当放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放到子孙后代永续发展的高度上去认真面对。

　　他认为，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先焚烧然后再填埋，这样会大大减少填埋量，减少对土地的占用。同时垃圾焚烧发电也能够“变废为宝”，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但现实的困境是很多地方担心垃圾焚烧带来大气污染，焚烧场周边的居民抵触情绪很大。实际上，我国目前的技术已经可以实现燃烧后每立方米空气二恶英的含量不超过0.1纳克，符合欧盟的环保标准。

　　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也曾表示，垃圾经过焚烧之后体积是原来的五分之一，重量只有原来的十五分之一，可以有效减容。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曹淑艳曾指出，垃圾焚烧要保证监管到位，监测数据真实可靠 ，增加监管的透明度，让公众不仅参与项目的环境评估，还能参与到垃圾处理设施建好后的运营监督中。 她提醒，垃圾焚烧的前提是要做好垃圾减量和垃圾分类工作。

　　早在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就被列为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然而至今，很多城市中的垃圾分类工作依然举步维艰，甚至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于201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事件概述】

　　2013年4月15日，媒体曝光广西柳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领导办公楼层，8个房间牌子上一律只标“办公室”，6个局领导的办公室隐藏其中。来办事的群众说，这简直就是“迷魂阵”，办事不知该到哪儿找人。

　　面对质疑，该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有些群众时常不听劝说，开口就要找领导，所以干脆把领导办公室“隐身”，让群众找不到。问题是，如果群众遇到的困难和麻烦不用通过找领导就能得到顺利解决，他们还会来找领导吗?现在领导办公室通过大摆“迷魂阵”让群众找不着北，只不过是让群 众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拖延，除了增加群众内心的不满，激发更大的矛盾，带来更大的问题之外，看不出有任何积极意义。

　　【相关评论】

　　@《法制日报》胡印斌说：“根据职责分工,县一级住建局的职能多为执行相关政策规定,而非制订政策或进行宏观管理,因此,从管理的角度看,直接面对民众,接待民众的来访,正是领导接触实际的一个渠道。”

　　@《中国青年报》惠铭生说：“旧时的官员尚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道理，时下的一些官员，却一边拿着百姓的纳税钱肆意挥霍，一边却摆谱、拿架子当起“老爷”来，不仅门难进，而且面难见，像这样的官员，其归宿只有一个选项——请辞职让位，别占着位子不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