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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将洪洞大移民情节托付于大槐树，但大槐树的记载却不见诸正史。
不仅仅是《明史》、《清史》这类正史没有记载这一事件，就连移民的发生地洪洞，在从明至清所修的6个版本的县志中，也都对大槐树只字未提。
万历十九年(1591 年) 编撰的《洪洞县志》卷8 《杂撰志-寺观》只字未提大槐树事。顺治《洪洞县续志》与康熙《洪洞县续志》也没有任何记载大槐树、老鸹窝以及洪洞移民的资料。雍正《洪洞县志》记载广济寺条与《万历志》基本相同，唯后加一句小字：“即今北桥寺旧址。”
对于大槐树的记载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
从明嘉靖年开始，“大槐树”开始出现在关于移民的传说中，成为北方人群对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并经过清初的修谱牒、碑文逐渐凝结为一个精神意象。而至清末民国初年，“大槐树”已经不再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
目前可见的最早提及大槐树、老鹳窝的家谱是修于公元1586年(万历十四年)的江苏丰县刘家营刘氏族谱。
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吾家世居山西洪洞县野鹳窝，世远代更，未易追数。元末大乱，我始祖考讳顺，偕始祖妣尹氏去山西洪洞，至丰壤，见其土沃俗美，于城北三十里许，相其地，遂止舍焉，名其村曰‘刘家营’。”是时，距离明初的山西移民运动，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
大槐树、老鹳窝在明末的家谱中开始出现。到了清朝，尤其是康熙以后，有大槐树和老鹳窝记载的家谱数量急剧增加。康熙末年所修的河南洛阳西山岭头《李氏家谱》载：“后人欲知木本与水源，山西平阳洪洞县。大槐树镇户千家，洪武诏下迁。山西洪洞县内迁万户，李氏族中八百三。”光绪十三年修的菏泽王氏家族载：“始祖原籍山西洪洞县老鹳窝木查村。”
道光年间，寿阳人祁宿藻(寿阳相国三代帝师大学士祁寯藻之弟)时主玉峰书院讲席，并写下《洪洞感旧》等诗，其中写到：“予家老籍洪洞，以数百年于此矣，今日重至故里，殆天缘也，感而赋诗。”，并把洪洞称为：“旧槐里”。
清朝乾嘉时期的史地名家、祁宿藻的父亲祁韵士也曾在其《万里行程记》中记载：“余始祖河东公，本大槐树下人，明初迁居寿阳”。这显示在清朝中叶，洪洞已被视为移民故里，大槐树则被视为故里象征。
但在实际上，乾隆时重修的《祁氏宗谱》中记载的是：“始祖祁旺，元末由洪洞县来寿阳平舒村”，其中并无提到洪洞大槐树，而且说祁氏迁居寿阳的时间是在元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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