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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海鸥”遭遇第二次文化冲击

07-31

        从最早人们将留学归来者称作“海龟”(谐音“海归”),到现在将国内外频繁往来者叫“海鸥”,中国的“海产”家族成员不断扩大,每个新成员的登场,也都代表了出国潮与回国群体的状态变化。在日华人中也有很多“海鸥”,他们有的乐在其中,也有的吃尽苦头,作为一种新生族群,他们既提示着一种新的生活与事业的方式,也展示了文化的适应与再适应的艰难。

  中国第一本重点研究海归群体回国创业及发展的蓝皮书日前在北京发布。蓝皮书显示,超过四成中国海归人才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他们已经未必是彻头彻尾的“海龟”,而是业务跨越东西方,在中国内外飞来飞去的“海鸥”。

  乐此不疲的“海鸥”们

  旅日华人中也有不少海鸥。他们的特点是在拿到归化或永住签证后,大胆开拓事业,构建中日两地之间的桥梁。但由于两地生活和教育情况等问题,很多人都将家庭安顿在日本,而自己则在两地间飞来飞去。

  今年36岁的夏军来自上海,在拿到永住签证后,他努力开办公司,现在在大连设立了IP电话公司,但机器则放在日本,这就需要他在两地之间来回。夏军一家住在台场,小孩已经3岁了。他说这样的海鸥状态还将继续下去。

  旅日华人摄影家周剑生也是一名“海鸥”。由于酷爱摄影,在拿到永住后他就辞去了在日本公司就职的工作,前往世界各地去拍摄世界遗产。刚开始全都是自掏腰包。近年来他的摄影成就有目共睹,在国内外都享有了一定名气。目前他的生活状态是三分之一在日本,三分之一在中国,三分之一在其他国家拍摄。与各国孔子学院以及日本驻中国的全日空、索尼这些企业都有合作业务的周剑生,近年来一直是飞来飞去的“海鸥”状态。将拍摄世界遗产视为毕生乐事的周剑生,家也在日本。妻子在日本的企业工作,女儿已经入读初中。据他妻子介绍道,周剑生仿佛与生命赛跑,拿到一架新相机,独自四处去拍摄,很多时候餐风露宿,很不安全,她很希望丈夫尽快结束“海鸥”生活。

  开办日语学校“亚细亚学友会”的叶维英校长,这两年有一半时间在上海。由于她熟识贸易和打开市场的工作,因此在上海开设了咨询公司,专门帮助日本企业进入中国。而回到日本,她既是语言学校的校长,也是化妆品公司的顾问。在两地之间忙碌地飞行。

  40岁的陈先生是东北人,做软件行业,在上海和大连设有公司。据说这一行存在不少“海鸥”,特点是在日本接单,回国内订做。

  在日“海鸥”还有一个特点是,大多数人的家都安在日本,即使有时候全家去了中国,但一到小孩要升学时,考虑到教育的连贯性,常常要忍受家人分离,由妻子带小孩回日本定居。

  陈先生家住横滨,有上初中和小学的两个孩子。由于大半部分时间在中国,所以一度是一家四口居住在上海,但眼看小的孩子要上学了,而考虑到中国的课业压力,还是让妻儿回日本生活。

  “候鸟生活”越来越自由

  老顾原在日本一家地方大学里教书,收入也算丰厚。但是在日本教书久了,觉得现在的日本学生对学问没有热情,也没有好奇心,教书完全是一种单向传授,学生们对他的教授没有什么反映,不论怎样认真备课,都得不到回应,因此他觉得很没劲儿。

  正好中国广东有一家新建大学招揽人才,老顾就去应聘,经过考察,老顾觉得这家大学对自己更加适应,大学也同意聘他为该大学教授。于是老顾决定回国。

  但是毕竟在日本生活多年,对日本有种种留恋,也希望有机会能来日本观光、交流,同时他也在日本拿到永住资格,因此他在日本留下了住址,保留了永住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