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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四路红军相继撤离苦心创建经营的苏区，跨越万水千山，历尽千辛万苦，胜利完成了这次决定中国命运的革命力量的战略大转移，创造了人间奇迹。
伟大的创举必然顺应时代的需求。那么，红军长征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红军长征是在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危机、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情况下发生的。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开始。1932年，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进一步加快侵华步伐。1933年春，日军相继攻占山海关、热河，并侵占长城以北沿线部分地区，锋芒直指平津。日军加紧侵华，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但蒋介石却逆历史潮流而动，顽固以“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国策，一再对日妥协，不断调集重兵“围剿”苏区和红军。1933年4月6日，蒋介石在《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中宣称：“剿共”前线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决不稍加姑息”;“侈言抗日”，“立斩无赦”。在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下，“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相继以失败告终。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蒋介石集团“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遭到国人不满和舆论谴责，甚至遭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和地方实力派的反对。发表于《独立评论》上的一篇题为《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批评不抵抗政策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它使中国变成“一大块肥肉”，然后日本“一刀一刀的割去”。
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今日事势，舍抵抗而外，实无其他救亡之道”，要求国民政府切实进行抗战。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随后收复了察哈尔省全部失地。
正当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驻福建的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大旗，不断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对日宣战，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等三项条件下，红军准备与任何部队签订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帮助和加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4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尽管有各方力量的不懈努力，长征前的中国，民族危机依然日益严重，合作抗日似乎遥不可及。
在日本加紧侵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时候，高举着抗日旗帜的中国共产党，本应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新情况，进一步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然而，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却在革命的生死关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使党和红军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
他们虽然主张抗日，但忽视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所引起的国内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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