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在成为“小康县”16年后，山西大同县终于开始像邻县一样，享受“贫困”的待遇。而据一名长期从事扶贫工作的负责人透露，一个贫困县可能会获得国家1亿-2亿的转移支付。
同样一个县，从“小康县”到“贫困县”。从这一名分的变迁，只能窥见基层政府在政绩和争夺外部资源等方面的考量与博弈，而难以准确反映那块土地上民众真切的生存状态。
按照权威统计数据记录，早在1996年申报“小康”之时，大同县的经济实力也只是处于山西省东部县份的中游，特别是，其财政收入严重收不抵支。那么，它为什么能够成功晋级“小康县”?主要原因是当时官员人为“提高”了各项经济指标。有退休干部就认为，当时小康县的16个标准中，大同县有些并不符合，但统计数据都“迎合了小康”。
事实上，一些地方官员出于各种需要，随意揉捏数据，并不特别令人意外。意外的是，上级相关部门也并没有认真甄别这些报上来的数据。这样，就为基层政府“跑”小康县，留足了运作的空间。
大同县似乎从此就被绑上“小康县”的战车。官员们出于政绩的考量，不断加码，而民众只能在“小康”的荣誉下，一次次错失外部扶持的机遇。比如，到2000年左右，随着煤炭资源整合，大同县源于煤炭的地方性税收大幅减少，孰料，上报的统计数字却连年上涨，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年年被递增。这样的扭曲，只能使当地与真正的“小康”渐行渐远。
为了“奔小康”，一些地方在数据上“造富”;因为怕被摘掉贫困县的帽子，一些地方又在统计数据里“藏富”。但任何基于投机取巧的“跑”名分，来回折腾，都不可能成为支撑一个地区发展的内在力量。“小康”身份“返贫”的戏剧转变，折射出相关评比的制度漏洞，同样值得追问的是，谁来追究随意揉捏当地发展数据的官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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