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记者来到黄庆玖的办公室，办公桌上零星堆着几份过期报纸和诸如《读者》之类的杂志。黄庆玖从抽屉里摸出一本绿壳日记本说，他最近都在研究十八大精神，每天都会抄上几页十八大报告，日记本现在已经被他抄了近100页。
电脑旁边比较显眼的地方，摆放了一个日历本，黄庆玖用黑色水笔在上面写了每天的工作日程，1月和2月都甚少标注，只在元旦和春节期间，写着寥寥几个字：制种、稻谷结账。
到了3月份，除去双休日，日历本上开始每天都有标注。不过，内容依然简单，有的只写了四个字：今天开会。
黄庆玖说，自己的事被媒体报道后，他仿佛坐了一趟人生的过山车。“最初，是作为正面典型报道的嘛，我自己也吹了些牛，哪里晓得后来又说不能种田。”
“根本没赚10多万呢。”黄庆玖说，只赚了点汗水钱，两三万的样子，“当时觉得，大户包田，科学种植，是肯定可以赚钱的，哪里想到会这么不挣钱。”
的确，关于他的第一篇报道《副乡长辞职种田》，被国内多家媒体转载，在网上引发热议，黄庆玖被看做是一个不恋官场、回归农田的非典型基层官员。
而后，关于身份的质疑随之而来。据称，黄庆玖还因此接到上级领导部门的电话，批评他“爱出风头，惹了麻烦。”
对于黄庆玖种田一事，零陵区组织部称，他们不了解情况，也不作评价。“这是他的个人行为。”
黄庆玖说，妻子跟他吵架，骂他蠢，让他跟记者解释，他不是一个人种田，去年也没赚那么多钱。记者提出采访黄庆玖的妻子，被他婉言拒绝。
黄庆玖对记者说，他已经决定不再种田了。“今年投入的几万块钱，算是借给别人了。我只收回成本，给我一点利息就可以了。”
他说，自己来自农村，考上大学不容易，是村里和父母的骄傲，如果因为种田丢了公务员的工作，会被村里人看成是“舍本逐末”的笑话。
黄庆玖说完这些，脸上显出更深的疲倦。他捶了捶脑袋，眼皮耷拉下来，缓慢地关掉电脑，打了卡，走出办公室。
“儿子回家了，要给他做晚饭。”他望着记者，似乎欲言又止。
不过很快，他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块钱，道别之后，坐上了正好赶来的公交车。
公务员种田，于法于情都说不过去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庆玖的行为已经违反国家公务员法，而且在情理上同样说不过去，他这等于拿着国家财政、纳税人的钱，办自己的事，纳税人能同意吗？
公务员闲职太多，那就精简，国家和人民财政负担也不会这么重。现在的情况是，公务员考到了中央就一直在中央，考到了基层，就不太可能到中央。应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并进行从上到下的职务流动，让基层公务员也看到希望。
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在中国很多乡镇，有两种现象越来越普遍：一是一些基层公务员通过参股委托他人办公司、企业等经商活动来谋利；二是官员通过自己的亲属、妻子、儿女等办公司或经商谋取私利。黄庆玖的情况虽然不是经商，也没有利用土地开企业开公司，但作为一个曾经分管农业、现在依然在相关单位谋职的公务员来说，利用农田从事生产并获得利益，本质上跟公务员经商并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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