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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一谈书的内容吧。小说讲述了莫言从小学退学起却对学校念念不忘，到抱着一腔热血踌躇满志地参军，到懵懂中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到功成名就的故事。围绕着“我”，提及了刘大嘴老师，鲁文莉，何志武等边缘重要人物的发展及结局，平平淡淡中展示了四十年岁月中社会的变迁，人物命运思想的改变。
小学时的“我”是充满了纠结的。一方面，“我”对何志武勇于挑战老师权威，勇敢地追求自由充满了敬佩，甚至于认为他有着三分“英雄气”;但另一方面，当“我”被刘大嘴赶出学校时，又是那般心酸，甚至于事后死皮赖脸地进入学校。按照“我”自己的话来说，这叫“贱”。这一种复杂的“贱”，配着“我”看似轻松无所谓的语调，莫名地，让人产生了一种苦涩的感觉，仿佛面对的不是一个少年，而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用自嘲的口吻讲述童年心酸的往事——或许这本就无比相似。这种“贱”可以归结为“我”性格的悲剧，但这更是特定时代下的悲剧产物。当孩童向往自由、无拘无束的天性和阶级森严、极端压抑的社会产生了冲突，性格的悲剧就在所难免。
对于“森严”这个原本应该死亡在历史中的词汇，我不得不重新拾起，并且郑重地放在那个社会前面。历史上的阶级对立是地主与农民之间，那种不可调和性压抑到了极端，农民运动不可避免地爆发，农民在生命和利益的驱使下拿起了刀剑。但在那个奇怪的时代，虽然仍然是“农民”和“地主”的对立，但是被压迫的却是“地主”。悲剧性的是，即使被压迫，即使压抑到了极端，“地主”还是不敢暴动，不，是从未想到暴动。这种压抑无法外泄进而不断在体内堆积，也就不难理解人性的扭曲。
当然，“我”——莫言，远未达到“人性扭曲”的程度，但是作为中上农成分子，在那个贫困的年代，他连领救济粮的资格都没有——他甚至曾在某一年的大年三十到别人家讨饺子。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歧视给他的少年生活留下了惨痛记忆。更何况父亲过于严厉约束带来的火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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