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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幼年的悲剧性在于由于身份、地位不被主流社会接纳，但“我”却始终渴望并不断努力使自己被接纳。“我”的一厢情愿，愈加得不到他人的接纳，最终迫使“我”走上了参军的道路，逃离这个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社会。
“参军”之于莫言的意义我认为是巨大的。首先，莫言在心理进一步扭曲之前离开了家乡——心理扭曲的根源，使得这种扭曲处于可控范围内，并在以后的许多年中得到了恢复。而这种恢复的过程正是对比反思的过程，冥冥中这也成就了莫言的“寻根”文学。莫言所要找寻的“根”，正是在那个年代下人们逐渐失却的生命张力和对自由追寻的勇气，正是人与人之间那种超脱利益的情感，无论是友情，爱情还是亲情。其次，正是“参军”中的一系列事情，或是有意或是无意，将莫言送到了文学创作这一条路上来，成就了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对于“寻根”，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自我人性补完的过程，类似于EVA中的灵魂补完。莫言通过写作，通过对那个奇怪年代的思考，正在实现着对人性的补完，那么小说中的其他人，那些边缘重要人物呢?
个人认为何志武是小说中最重要的配角。小时候的他，敢于做“我”想却不敢做的事，事实上是“我”性格中崇尚自由的投射;青年时代的他，又成为了那个时代背景下无数被生活摧残得近乎绝望最终决定放手一搏的年轻人的时代形象;随着何志武在内蒙的发达，经济上的富足逐渐使他走出了童年贫穷的阴影，某种程度上，他的人性此时已经得到了补完。但是，此时的何志武又陷入了另一种扭曲的状态——对金钱的狂热追求和信任。无可非议，他对鲁文莉的爱一如初始，但是这种爱在金钱的覆盖下已经面目全非。“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在这种思想下，何志武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了金钱的奴隶，只是他自己仍未发觉。此时的何志武，正是改革开放那个遍地机遇的年代投机商人为了发财致富用尽一切方法的社会集体形象。最终，同样功成名就的何志武和“我”相遇，畅谈，畅饮，同游，回忆往昔，倒是有浮一大白之感。似乎，似乎已经找到了那失却已久的“根”。就在这时，何志武的电话蓦然将这个美好的梦打碎。何志武与“我”的友情当然还在，但是这已经不是纯粹的友谊，不再是“根”。有一些失去的，或许永远找不回来了。
对于鲁文莉，却是不愿做出确切的评价。童年时，她是骄傲的公主;青年时，她依然坚持着自己的骄傲，但是更像是为了坚持而坚持;丈夫的死亡，她找到了何志武，似乎是放下了骄傲，但为何又坚持不做情人?直至最后，为了女儿的前途，她找到了身为评委的“我”，似乎是总算放下了坚持大半辈子的骄傲。那么她从坚持到放弃的一生有意义吗?归根结底，鲁文莉悲剧的大半生同样是时代的悲剧。从一开始，鲁文莉的骄傲就是一个错误。她的骄傲来自于什么?是优于常人的家境还是父亲的社会地位?俗气一点，后来的她比何志武有钱还是比莫言名气大?她的“骄傲”是那个奇怪时代的奇怪产物。随着那个奇怪的时代的远去，她所谓的“骄傲”又凭什么坚持?何志武说：“(鲁文莉)是个君子”是吗?或许对于何志武来说，鲁文莉始终是坚持骄傲的君子。但从客观角度，她真的是君子吗?我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鲁文莉的一生，是转变的一生，从骄傲，学会了妥协，更学会了“活动”。而她的改变却又是自然而然的，这种改变并不是说明她走向了市侩，只是代表她跟紧了时代的步伐。无论她是否是君子，这种转变应该是痛苦的吧。时代的错误，却需要受害者来承受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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