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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墓志铭：身与名，一起臭
1978年，正值66岁盛年的启功先生自撰墓志铭，以幽默的风格记述一生：“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他却不愿被称作爱新觉罗·启功。有人给他写信，上书：“爱新觉罗·启功收。”他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书画家。生病的时候，他在门上贴了“启功冬眠，谢绝参观，敲门推户，罚一元钱”的字条，可是只贴了一天，就被人揭走收藏。66岁时，他自撰墓志铭，自嘲：“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27年后，墓志铭最终“镌刻”在他的墓碑上。
九十三年的漫长人生，启功经历过怎样的坎坷，是今天许多人难以想象的。但是，良好的家教，丰富的阅历，广博的知识，还有乐观善良的性格，使他能够超然对待人世间的荣辱冷暖，始终保持着一颗纯净而又深邃的赤子之心。“经历了这么多，你为什么还这么乐观?”北京师范大学办公室主任侯刚是启功先生一生当中惟一的一名工作助手。他曾这样问先生。先生答道：“我从不温习烦恼。人的一生，分为过去、现在、将来。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很短暂，很快也会过去，只有将来是有希望的。”
【拓展】
启功先生(1912~2005年)
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满族，爱新觉罗氏，是清世宗的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的第八代孙。北京人。字元白，也作元伯。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自北京汇文中学辍学后，发愤自学。稍长，从贾羲民、吴镜汀习书法丹青，从戴姜福修古典文学。刻苦钻研，终至学业有成。1933年经傅增湘先生推介，受业于陈垣，涉足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后聘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员;1935年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1938年后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1949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副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病逝于北京。其主要著作《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汉语现象论丛》、《论书绝句》、《论书札记》、《说八股》、《启功书画留影册》。
生前非常崇拜明末清初著名的佛门巨匠、诗人、书法家破山禅师。
艺术特色
启功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画家和书法家。他著作丰富，通晓语言文字学，甚至对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八股文也很有研究;他做得一手好诗词，同时又是古书画鉴定家，尤精碑帖之学。
欣赏他的书法作品，总要联想到他对碑帖的精深研究，因为他对碑帖的研究和他的书法艺术成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碑帖之学是明清两代兴起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现在随着地下墨迹的不断出土，开辟了新的境界。他就是这片园地的开拓者之一。这门学问除夸扬珍异、竞炫收藏的古董藏家不能算外，其路子约分为二类：一是研究其中历史资料，以碑刻文辞证史补事，或校读文辞;二是赏鉴、研究其书法艺术。启功先生兼于两者，更精于后者，他在两者之间融合贯通，其方法突破前人藩篱。“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他写这首诗是有感于过去多少鉴赏家重视碑帖的书法，而对其中文辞则往往视而不见。名家如孙承泽、翁方纲以及叶昌炽莫不有此疵病，而他且不放过文辞内容。正因为这样，他把历来定论的《曹娥碑》驳得体无完肤。因此，所谓王羲之小楷《曹娥碑》，也就不存在了。更何况蔡邕的书丹。
启功先生的书法理论著作，我最喜欢他的发比喻，时出妙语，对书法艺术以及书法史上的许多问题，有其独特的《论书绝句百首》，这是他数十年书法实践、研究的体会。特别是诗中的自注，行文隽逸，阐见解。我自己有些长期窒碍的问题，读了之后感到迎刃而解，有豁然开朗之感。诸如考证《鶺鸰颂》出于开元翰林供奉之手;日本藤远后之临《乐毅论》以证明王羲之书体势之雄强;鉴定张旭书庾信《步虚词作》实为大中祥符以后宋之笔;以西陲晋人残纸证《阁帖》中索靖书法的本来面目。这些都是翻书法史上成说的案，论据充分坚实有力，不得不令人信服。此外如论蔡襄、祝允明书法之未成自己体段;柳公权、黄庭坚书法用笔尽笔心之力，结字聚字心之势。而其中对历代著名书法家之特色，各时代书法的体势、风格，以至辨别书体源流，变迁原因，都是非常精辟的。
学术成就
启功除了是当代著名书画家，亦通晓语言文字、古书画鉴定之学，其中尤精碑帖研究。在碑帖之学上，启功开拓了新的研究方法，启功尝作诗论曰：“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一改以往名家学者，如叶昌炽、翁方纲等研究历代碑帖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只知书法，而略其辞章之习。
除研究方法开拓新途外，启功更对《孝女曹娥碑》的真伪作出一硾定音之论，判定历代相传的《曹娥碑》殊非王羲之真迹。期间，虽有部分学者提出异议，如香港学者陈胜长曾撰〈绢本《孝女曹娥碑》墨迹考辨〉与之辩论，惟启功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与深厚学养，对陈氏之立论作出有力反驳，并深责陈氏之说乃“一派胡言”，终使《孝女曹娥碑》的真伪得以辨明。详细论述请参考启功《论书绝句》、《古代字体论稿》、《论书札记》等书。
书画鉴定三议
一议：鉴定不只是真伪的判别
自古流传下来的书画有许多复杂情况，演唱会是真伪两端所能包括的。如古法书复制品、古画摹本、后加伪款的无款古画、真假代笔、拼配、直接作伪等，其中有些不是用真伪二字所能套上去的，要仔细分析，认真体认，并要敢于自以为非，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不懂，而不要以正确自居，以权威自负。他举前人的事例说，凡有时肯说或敢说自己没懂得、不清楚、待研究的人，必定是一位真正的大鉴定家。
二议：书画鉴定有一定的模糊度
启先生针对书画鉴定工作中的流弊，就鉴定工作有其局限性和思想诸方面提出看法。指出人人均有其局限性，受思想方法、学术水平、主观偏好、外界影响多方面的限制，鉴定家不可能全懂，其意见也不可能总是正确，客观上也会有很多目前我们尚不能认识的问题，故多闻缺疑、谦虚谨慎、承认鉴定工作有其局限性和存在一定和模糊度，应是做鉴定工作唯一科学的态度。啟先生还提出应重视现代科学的发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弥补人的能力所不足的设想。
三议：鉴定中有世故人情
书画鉴定工作除限于鉴定者的水平造成失误外，还有可能因社会上的种种阻力作出“屈心”的不公正的结论。他根据所知的真人真事总结出八条：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忘形，八、容众。逐一分析其原因，并举例说明，最后提出要虚心容众，不据一言堂。愿以此语与同仁共勉。
启功先生此文既论及鉴定工作的原则、方法，也强调鉴定者自身的业务和品质修养，提倡头脑冷静，谦虚谨慎，实事求是，正确认识自己。他在文中有些处以剖析自己为例，说理和平，语重心长，虽以书画鉴定为题，也可供其他类鉴定工作参考。
人物评价
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在得知启功先生逝世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评价先生，“启功先生的幼学是非常扎实的，他的儒学功底非藏深厚。他非常尊重他的老师，对他的学生也很谦和、很平易，这也影响了他自己的学生，非常认真地向他学习。”、“启先生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平实，他的诗词也是平实的，很平妥、很清楚、很亲近。”、“‘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很深刻，应当说这是师范院校的一个校训，也可以看作启老先生一生的一个写照。”、“我觉得启先生有他不太顺利的一方面，在教育方面他并没有一路读书到大学。但是他所专研的领域已经远超出了学校的领域。这点令人尊敬，“博大精深”四个字放在启先生是非常合适的。现在他不在了，我们失去了一个可以请教的活字典。”。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彭利铭如是评价启功先生： “启功先生是中国书法界和文物收藏界的泰斗，他率直刚正、儒雅大方、幽默风趣，是为人师表的典范。启功是第二届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为中国书法的正本清源、发展创新做出过巨大贡献，他的逝世，是中国书法界和文艺界的巨大损失。启功先生直到晚年还坚持带学生，一生桃李满天下，我们将会永远记住他。”彭利铭先生回忆说，启功老师非常幽默风趣，一生有许多有趣的小故事。曾经有收藏家拿着他所收藏的启功老师的作品请他鉴别，启功看后发现是假的，但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风趣地说：“哎哟，这比我写得好!”
山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评审委员陈梗桥先生说：“启老是一代著名的学者、教育家、书法家，也是社会公认的鉴赏家，一直大力支持中国的文物鉴赏和文物拍卖，中国文物界对他敬爱有加。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与启功先生有过多次交往，他给我印象最深、启发最大的是在文物鉴定方面的实事求是：鉴定古代书画，知道的就是知道，不明晰的就说不知道，非常坦诚。我曾携带省博物馆收藏的一清代的册页到北京请启功先生鉴定，他给了我很多启发。另外，在交往中我感觉到他的一些观念都十分开明，并且往往以朴实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述出来。他是个京剧迷，常说：‘京剧里板眼第一，然后才能讲韵味。写字也是如此，先讲究结体，才能求韵味。’这句话在我多年的艺术创作中起到很大的启迪作用，避免了一些弯路。”
书摘欣赏
作为启功先生口述的整理者，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启功先生的学生赵仁珪告诉记者，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希望能够帮先生整理出一份记录自己人生的口述历史，但是一直以来启功都婉拒了。“先生拒绝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出身家族不好评价，难以措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不希望重复过去的痛苦，去回忆那些藏在心底的痛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家的呼吁下，启功终于勉为其难同意口述。
我不姓爱新觉罗
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洲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我参加。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两首诗，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但偏偏有人喜好这一套。有人给我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确实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
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在这里简述一下我的家世，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之所以要简述一下，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
齐白石总管我叫小孩儿
大约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当时知名的艺术家、诗人、学者，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溥雪斋、齐白石等先生。我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过师。在他们的教诲下，我日后比较见长的那些知识、技艺才打下根基，得到培养。在我回忆成长过程时，不能不提及他们。
说说齐白石(萍翁)先生。我有一个远房的四叔祖，他开棺材铺，曾给齐先生做过一口上等好寿材，因此和齐先生有些交情。他专喜欢齐先生的画，认为凡画齐先生那路画的就能赚钱，而我家当时很穷，他就让我向齐先生学画。
齐先生有耿直的一面，沦陷时期，国立艺专聘他为教授，他在装聘书的信封上写下“齐白石死了”五个字，原信退回。有一个伪警察想借机索要他一张画，被齐先生严词拒绝。
齐先生画的艺术成就不用我多说，我跟他也确实学到很多东西，开了不少眼界。比如他善于画虾，没见他亲笔画之前，我不知他那神采飞扬的虾须是怎么画的，及至亲眼所见，才知道他不是转动手，而是转动纸，把纸转向不同的方向，而手总朝着一个方向画，这样更容易掌握手的力量和感觉，这就是窍门，这就是经验。
我最喜欢的是他那些充满童趣和乡土气息的作品，但他有些理论比较怪异，至今我都不太理解，比如有人问“画树的要领是什么”，他说“树干、树枝一定都要直，你看大涤子(石涛)的树画得多直”，怎么能“都”直呢?我现在也想不通，再说他自己和石涛画的也未必“都”直，所以有人让我鉴定齐白石和他欣赏的石涛的画时，我常开玩笑说：“这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树画得不直。”
齐先生曾自称书优于画，诗优于书。在我看来他的诗确实不错，但长诗不如小诗，他曾把自己的诗稿交给著名学者黎锦熙，黎先生为他编了年谱及选集，集中选了若干长诗，我觉得还不如不选。齐先生在论诗和作诗时，有时会出现一些错误，如他说金农的诗虽然不好，但词好。我记忆中金农并没有什么好的词作，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是博学鸿词啊。”其实博学鸿词是清朝科举考试的一种门类，和“诗词”的“词”毫无关系。他有一首写给女学生的诗，其中有一句为“乞余怜汝有私恩”，这有点不伦不类了。我这里虽然挑了他一些毛病，但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尊敬，他也挺喜欢我，总管我叫“小孩儿”，常念叨：“那个小孩儿怎么老没来?”就凭这句话，我就应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