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起虽然看似严重但在许多中国国内学生和留学生看来并不罕见的校园欺凌事件，最终引发了全美国社会的关注。有关海外留学生，尤其是低龄化趋势下的未成年留学生的海外成长状况，也被置于一个广阔的公共领域进行议论。
低龄化留学的趋势正在变得不可阻挡，2005年中国赴美读高中的人数仅为65人，但在2014年，这一人数达到了2.4万人。2012年，在澳大利亚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约有11.88万人，18岁和19岁的留学生有1.11万人;不到18岁的5083人，占该年龄段留学生总数的37%左右，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2012至2013学年，加拿大温哥华从幼儿园至中学12年级的1086名国际留学生中，来自中国的有645人，占总数的59.39%。从一系列数据来看，中国低龄化的留学生正在“承包”各国的教育机构。如同高端耐用品，中国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总量的稀缺和分配上的不公，导致大量中国的财富阶层和中产阶层家庭，试图以跨国择校的方式来为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乃至人生。
一旦选择跨国择校，从学习方式、生活自理、为人处世再到文化适应等，未成年人都需要作出巨大调适。
未成年人出国留学，一个首要的问题在于缺乏父母监护。尽管通过购买服务，校方或当地家庭会提供必要的监护责任，但教育孩子作为一项超级复杂的工程，需要的是父母亲自的、面对面的、长时间的投入。只有言传身教，孩子才能树立更正确的价值观，才能在极端情况下通过沟通、表达有效释放自己的压力，并赢得外界的帮助。这些原本该由父母承担的责任，因为在追求显性的高质量教育上，都被严重低估了其意义。
青少年阶段在人的一生中，属于“事故多发时段”，父母的常态化教育、互动和沟通，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一旦父母和孩子分离，尽管这一情况是基于追求更好的教育，与父母离开家乡务工的农村留守儿童有着本质区别，但吊诡之处恰恰在于，底层和精英家庭的孩子，都在远离父母上沦为同一境况。这是孩子们的不幸，也是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社会的悲剧性存在。
当然，哀叹的意义并不大，对于准备送孩子出国的父母来说，一定要审慎的一点在于，必须尊重孩子本身的意见。中国的父母——— 即便被冠以精英分子的标签——— 在教育孩子时，并不懂得民主之于家庭的意义，对于孩子自身意见的忽视，在根本上导致了许多孩子在留学阶段的迷惘、走偏。假如孩子没有做好语言这一最重要的沟通工具上的准备，假如孩子的抗压能力未经检验，假如孩子的自理能力并不出众，假如孩子并不希望出国读书等，都可能会在未来的留学道路上构成致命的障碍。
中小学阶段的跨国择校，改变的是孩子生活学习的整个系统，包括国家制度、法律文化、学习方式、处事方式，都会发生巨大变化。当孩子们面临如此剧烈的变化，如果家长不能够帮助处理好其中的问题，那么校园欺凌只是那些海外留守生基于不安全感做出的过激反应而已。就此而言，我们也希望这一起校园欺凌案的审判，能够给所有已经留学或准备留学的未成年孩子家庭，提供足够的警示和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