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唐宋至明清时期的法制
一、唐律与中华法系
(一)《唐律疏议》——礼律统一的法典
1.《唐律》的修订过程——从《武德律》到《永徽律疏》。唐高祖李渊(公元618—626年)于武德四年命裴寂等以《开皇律》为准，撰定律令，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奏上，是为《武德律》，这是唐代首部法典。《武德律》共12篇500条。唐太宗即位以后，于贞观元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在《武德律》基础上，参照隋《开皇律》，制定新的法典，至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始告完成，称为《贞观律》。《贞观律》仍为12篇500条。《贞观律》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如增设加役流，缩小连坐处死的范围，确定了五刑、十恶、八议以及类推等原则与制度。《贞观律》的修订，基本上确定了唐律的主要内容和风格，对后来的《永徽律》及其他法典有很深的影响。
2.《永徽律疏》的颁行。《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最终，奏上新撰律12卷，是为《永徽律》。鉴于当时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无统一的权威标准的情况，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条义疏奏以闻”，继承汉晋以来，特别是晋代张斐、杜预注释律文的已有成果，历时1年，撰《律疏》30卷奏上，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于永徽四年十月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计分12篇，共30卷，称为《永徽律疏》。至元代后，人们以疏文皆以“议日”二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由于疏议对全篇律文所做权威性的统一法律解释，给实际司法审判带来便利，以至于《旧唐书·刑法志》说当时的“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疏议的作用至重，学者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认为，“这部永徽律全得疏议才流传至今”。
《永徽律疏》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做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永徽律疏》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作为中国传统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因此前的《贞观律》等至今都已遗失，所以，《永徽律疏》成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的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在中国古代立法史上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
(二)十恶
1.从“重罪十条”到“十恶”。所谓“十恶”是隋唐以后历代法律中规定的严重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常赦不原的十种最严重犯罪，渊源于北齐律的“重罪十条”。隋《开皇律》在“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加以损益，确定了十恶制度。唐律承袭此制，将“十恶”列入名例律之中。《唐律》名例疏议即云：“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
2.唐律中十恶的具体内容：
(1)谋反：谓谋危社稷，指谋害皇帝、危害国家的行为;
(2)谋大逆：指图谋破坏国家宗庙、皇帝陵寝以及宫殿的行为;
(3)谋叛：谓背国从伪，指背叛本朝、投奔敌国的行为;
(4)恶逆：指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等尊亲属的行为;
(5)不道：指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的行为;
(6)大不敬：指盗窃皇帝祭祀物品或皇帝御用物、伪造或盗窃皇帝印玺、调配御药误违原方、御膳误犯食禁以及指斥皇帝、无人臣之礼等损害皇帝尊严的行为;
(7)不孝：指控告祖父母、父母，未经祖父母、父母同意私立门户、分异财产，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缺，为父母尊长服丧不如礼等不孝行为;
(8)不睦：指谋杀或卖五服(缌麻)以内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长等行为;
(9)不义：指杀本管上司、授业师及夫丧违礼的行为;
(10)内乱：指奸小功以上亲属等乱伦行为。
唐律中“十恶”制度所规定的犯罪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侵犯皇权与特权的犯罪;一为违反伦理纲常的犯罪。唐律将这些犯罪集中规定在名例律之首，并在分则各篇中对这些犯罪相应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而且，唐律规定凡犯十恶者，不适用八议等规定，且为常赦所不原，此即俗语所谓“十恶不赦”的渊源。这些特别规定充分体现了唐律的本质和重点在于维护皇权、特权、传统的伦理纲常及伦理关系。
(三)六杀、六赃与保辜
1.六杀。《唐律》贼盗、斗讼篇中依犯罪人主观意图区分了“六杀”，即所谓的“谋杀”、“故杀”、“斗杀”、“误杀”、“过失杀”、“戏杀”。唐律的“谋杀”指预谋杀人;“故杀”指事先虽无预谋，但情急杀人时已有杀人的意念;“斗杀”指在斗殴中出于激愤失手将人杀死;“误杀”指由于种种原因错置了杀人对象;“过失杀”指“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即出于过失杀人;“戏杀”指“以力共戏”而导致杀人。基于上述区别，唐律规定了不同的处罚。谋杀人，一般减杀人罪数等处罚;但奴婢谋杀主、子孙谋杀尊亲则处以死刑，体现了对传统礼教原则的维护。故意杀人，一般处斩刑;误杀则减杀人罪一等处罚;斗杀也同样减杀人罪一等处罚。戏杀则减斗杀罪二等处罚。过失杀，一般“以赎论”，即允许以铜赎罪。“六杀”理论的出现，反映了唐律对传统杀人罪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2.六赃。指《唐律》规定的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唐律要求官吏廉洁奉公，严惩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或贪赃枉法的行为。在量刑上，对于官吏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行为，唐律中均规定了较常人犯财产罪更重的刑罚。六赃具体包括以下罪名：
一是“受财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导致枉法裁判的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凡官吏受财枉法，赃满15匹处绞。
二是“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但无枉法裁判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即使不枉法，赃满30匹也处仅次于死刑的加役流。这种俗话说的“拿人钱财不为人消灾”的行为，被今人讽刺为“连腐败道德都不讲了”。而针对此类官员的腐败现象，现时立法中确有不周严之处。
此外，《唐律》职制篇还规定有“事后受财”即“诸有事先不许财，事过之后而受财者，事若枉，准枉法论;事不枉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此类规范对时下官员贪污行为中的“权力期权化”的防范，当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三是“受所监临”，指官吏利用职权非法收
受所辖范围内百姓或下属财物的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官吏出差，不得在所到之处接受礼物;主动索取或强要财物的，加重处罚。监临主守官盗取自己所监临财物或被监临人财物的，比窃盗加二等处罚;赃满30匹者即绞。甚至规定，不得向被监临人借用财物，不得私自役使下属人员或利用职权经商谋利;否则依情节分别处以笞杖或徒刑。唐律还规定，官吏应约束其家人不得接受被监临人的财物;若家人有犯，比照官吏本人减等治罪。如监守自盗的比一般盗罪加等处罚，赃满30匹者即绞。
四是“强盗”，指以暴力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唐律》贼盗篇规定强盗罪处罚更严，虽不得财，也要处徒刑2年。持凶器得财者一尺徒3年，10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
五是“窃盗”，指以隐蔽的手段将公私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唐律》贼盗篇对一般窃盗罪也严格规定，不得财者笞五十，得财者至50匹处加役流刑。
六是“坐赃”，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职权之便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唐律》杂律篇规定，官吏因事接受他人财物的即构成“坐赃”，同时禁止监临主守官在辖区内役使百姓，借贷财物，违者以坐赃论处。
六赃的分类与诸多具体惩罚收受贿赂行为的规定，特别是对官员集体受贿行为的分别论处、对行贿人的处罚、对介绍行贿人的严惩等规范，至今仍不失其借鉴意义。这些规范和按赃值定罪的原则为后世立法所继承，在明清律典中均有《六赃图》的配附。
3.保辜。指对伤人罪的后果不是立即显露的，规定加害方在一定期限内对被害方伤情变化负责的一项特别制度。《唐律》规定：“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在限定的时间内受伤者死去，伤人者承担杀人的刑责;限外死去或者限内以他故死亡者，伤人者只承担伤人的刑事责任。唐代确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伤人者的刑事责任，尽管不够科学，但较之以往却是一个进步。
(四)五刑与刑罚原则
1.唐律中的五刑。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格与《开皇律》稍有不同：
(1)笞刑，为五刑中最轻一级刑罚，分为五等，由笞十到笞五十，每等加笞十;
(2)杖刑，亦分五等，由六十至一百，每等加杖十;
(3)徒刑，分为五等，自徒一年至徒三年，以半年为等差;
(4)流刑，分为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另有加役流：
(5)死刑，分斩、绞二等。
2.唐律中的刑罚原则。
(1)区分公、私罪的原则。唐律规定公罪从轻，私罪从重。所谓公罪是指“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即在执行公务中，由于公务上的关系造成某些失误或差错，而不是为了追求私利而犯罪，如“擅赋敛”而无私人获利者，处罚从轻。所谓私罪包括两种：一种是指“不缘公事私自犯者”，即所犯之罪与公事无关，如盗窃、强奸。另一种是指“虽缘公事，意涉阿曲”的犯罪，即利用职权，徇私枉法，如受人嘱托、枉法裁判;虽因公事，也以私罪论处。适用官当时，也要区分公罪和私罪，犯公罪者可以多当1年徒刑。
唐律之所以要区分公罪与私罪，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各级官吏执行公务、行使职权的积极性，以便提高国家的统治效能;同时，防止某些官吏假公济私，以权谋私，保证法制的统一。
(2)自首原则。一是严格区分自首与自新的界限。唐代以犯罪未被举发而能亲自到官府或父兄代为到官府交代罪行的，叫做自首或遣人代首。即“若於法得相容隐者为首及相告言者，各听如罪人身自首法”;“其轻罪虽发，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即因问所劾之事而别言馀罪者，亦如之”。但犯罪被揭发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后，再投案者，唐代称做自新。即“其知人欲告及亡叛而自首者，减罪二等坐之;即亡叛者虽不自首，能还归本所者，亦同”。自新是被迫的，与自首性质不同。唐代对自新采取减轻刑事处罚的原则。二是规定谋反等重罪或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无法挽回的犯罪不适用自首。凡“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越渡关及奸，并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列”。即对前述犯罪投案的也不按自首处理，因为这些犯罪的后果已不能挽回。三是规定自首者可以免罪，但“正赃犹征如去”，即赃物必须按法律规定如数偿还，以防止自首者非法获财。四是自首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实”，对犯罪情节交代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尽”。《名例律》规定：“自首不实及自首不尽者”，各依“不实不尽之罪罪之。至死者，听减一等”。至于如实交代的部分，不再追究。
此外，唐律规定，轻罪已发，能首重罪，免其重罪;审问他罪而能自首余罪的，免其余罪。出于分化打击犯罪的目的，唐律全面系统地发展了传统刑法的自首原则，这些内容影响到后世。
(3)类推原则。《唐律·名例律》规定：“诸折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立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即对律文无明文规定的同类案件，凡应减轻处罚的，则列举重罪处罚规定，比照以解决轻案;凡应加重处罚的罪案，则列举轻罪处罚规定，比照以解决重案。如疏议举律文说，谋杀尊亲处斩;但无已伤已杀重罪的条文，在处理已杀已伤尊亲的案件时，通过类推就可以知道更应处以斩刑。又举例说，夜半闯入人家，主人出于防卫，登时杀死闯入者，不论罪。律文没有致伤的条文，但比照规定，杀死已不论罪，致伤更不论罪。唐代类推原则的完善反映了当时立法技术的发达。
(4)化外人原则。《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即同国籍外国侨民在中国犯罪的，由唐王朝按其所属本国法律处理，实行属人主义原则;不同国籍侨民在中国犯罪者，按唐律处罚，实行属地主义原则。在当时不仅维护了国家主权，同时也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因大量外国侨民前来所引起的各种法律纠纷问题。
(五)唐律的特点与中华法系
1.“礼律合一”的特点。唐朝承袭和发展了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使得法律统治“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律的统一。如同唐太宗听说：“失礼之禁，著在刑书。”把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与政权法律统治力量紧密糅合在一起，法的强制力加强了礼的束缚作用，礼的约束力增强了法的威慑力量，从而构筑了严密的统治法网，有力地维护了唐朝统治。
2.科条简要与宽简适中的特点。唐朝立法以科条简要，宽简适中为特点。以往秦汉法律，向以繁杂著称。西汉武帝以后，因一事立一法，导致律令杂乱。西晋修律对汉律令做了大幅度的缩减，《北齐律》定为12篇949条，较前又有所进步。唐朝沿袭隋制，实行精简、宽平的原则，定律12篇502条，并为后世所继承。仅以太宗修《贞观律》为例，“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足见唐律的上述特点。
3.立法技术完善的特点。在立法技术上表现出高超的水平。如自首，化外人有犯、类推原则的确定都有充分表现。为防止官吏滥用比附，用精确的语言规定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条件下，官吏故意与过失出入人罪的处理办法，并在承袭前代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公、私罪，故意、过失的概念，并规定了恰当的量刑标准。如《斗讼律》解释“过失杀”说：“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共举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之属，皆是。”唐律结构严谨，为举世所公认。
4.唐律是中国传统法典的楷模与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唐律是我国传统法典的楷模，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唐朝承袭秦汉立法成果，吸收汉晋律学成就，使唐律表现出高度的成熟性。唐律因具有传统法律的典型性，故对宋元明清产生了深刻影响。
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超越国界，对亚洲诸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朝鲜《高丽律》篇章内容都取法于唐律。日本文武天皇制定《大宝律令》，也以唐律为蓝本。越南李太尊时期颁布的《刑书》，大都参用唐律。可见唐律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二、宋元时期的法律
(一)《宋刑统》与编敕
1.《宋刑统》。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在工部尚书判大理寺卿窦仪等人的奏请下，开始修订宋朝新的法典。同年七月完成，由太祖诏“付大理寺刻板摹印，颁行天下”，成为历史上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典。其全称《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
《刑统》的编纂体例可追溯至唐宣宗时颁行的《大中刑律统类》。北宋初一度沿用的《大周刑统》，便是《刑统》体例在五代时发展的结果。《刑统》在具体编纂上，仍以传统的刑律为主，同时将有关敕、令、格、式和朝廷禁令、州县常科等条文，都分类编附于后，使其成为一部具有统括性和综合性的法典。
《宋刑统》和《唐律疏议》相比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两者的篇目、内容大体相同。《宋刑统》也是30卷12篇502条。二是《宋刑统》在12篇的502条中又分为213门，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律条及有关的敕、令、格、式、起请等条文作为一门。三是《宋刑统》收录了五代时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种律令合编的法典结构。四是《宋刑统》删去《唐律疏议》每篇前的历史渊源部分，因避讳对个别字也有改动，如将“大不敬”的“敬”字改为“恭”等。
2.编敕。敕的本意是尊长对卑幼的一种训诫。南北朝以后成为皇帝诏令的一种。宋代的敕是指皇帝对特定的人或事所做的命令。敕的效力往往高于律，成为断案的依据。依宋代成法，皇帝的这种临时命令须经过中书省“制论”和门下省“封驳”，才被赋予通行全国的“敕”的法律效力。
编敕，是将一个个单行的敕令整理成册，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一种立法过程。编敕是宋代一项重要和频繁的立法活动，神宗时还设有专门编敕的机构“编敕所”。从太祖时的《建隆编敕》开始，大凡新皇帝登极或改元，均要进行编敕。编敕的特点是：
(1)仁宗前基本是“敕律并行”，编敕一般依律的体例分类，但独立于《宋刑统》之外。
(2)神宗朝敕地位提高，“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于敕”，敕已到足以破律、代律的地步。
(3)敕主要是关于犯罪与刑罚方面的规定，所谓“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
(二)刑罚的变化
1.折杖法。《宋史·刑法志》说：“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建隆四年颁行“折杖法”，意在笼络人心，改变五代以来刑罚严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规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具体的折换办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杖后就地配役1年。其中加役流以脊杖二十，就地配役3年。折杖法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折杖法对缓和社会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对反逆、强盗等重罪不予适用，具体执行当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说：“良民偶有过犯，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而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
2.配役。配役刑渊源于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后，原有的流刑实际上便称为配役。为补死刑和折杖后的诸刑刑差太大，有轻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种类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刑名。
配役刑在两宋多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复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是对罪行严重的流刑罪犯的处罚。刺配缘于后晋天福年间的刺面之法。宋初刺配并非常行之法，《宋刑统》也无此规定。太祖时偶一用之，意在补推行折杖法后死刑与配役刑之间刑差太大的弊病。但仁宗以后，刺配的诏敕日多，刺配之刑滥用，渐成常制。刺配对后世刑罚制度影响极坏，是刑罚制度上的一种倒退，在宋代和后世都曾遭到非议。
3.凌迟。作为死刑的一种，凌迟始于五代时的西辽，是一种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极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种酷刑。《宋文鉴》载：受刑者往往“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动，四肢分落，而呻痛之声未息”。仁宗时使用凌迟刑，神宗熙宁以后成为常刑。至南宋，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正式作为法定死刑的一种。
(三)契约与婚姻法规
1.契约立法。
其一，债的发生。宋代因契约所生之债占多数，当然还有其他形式引发的债权。《宋刑统》与《庆元条法事类》在买卖之债发生的法律规定上，强调双方的“合意”性，对强行签约违背当事人意愿的，要“重蜫典宪”。同时维护家长的财产支配权，即“应典卖物业，或指名质举，须是家主尊长对钱主或钱主亲信人，当面署押契贴。或妇女难于面对者，须隔帘亲闻商量，方可成交易”。
其二，买卖契约。宋代买卖契约分为绝卖、活卖与赊卖三种。绝卖为一般买卖。活卖为附条件的买卖：当所附条件完成，买卖才算最终成立。赊卖是采取类似商业信用或预付方式，而后收取出卖物的价金。这些重要的交易活动，都须订立书面契约、取得官府承认，才能视为合法有效。
其三，租赁契约。宋时对房宅的租赁称为‘租”、“赁”或“借”。对人畜车马的租赁称为庸、雇。以房屋租赁为例，宋代法律规定很详细，即所谓“假每人户赁房，免五日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收房租)，并分舍屋间椽、地段、钱数，分月掠、日掠数，立限送纳”。
其四，租佃契约。宋代租佃土地活动十分普遍。地主与佃农签订租佃土地契约中，必须明定纳租与纳税的条款，或按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实行定额租。地主同时要向国家缴纳田赋。若佃农过期不交地租，地主可于每年十月初一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诉，由官府代为索取。
其五，典卖契约。宋代典卖又称“活卖”，即通过让渡物的使用权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赎全的一种交易方式。因典卖田宅者多为贫困之人，他们过期无力回赎时，就使得有钱人以低廉的代价获得田宅的所有权，而使自己蒙受损失。
其六，借贷契约。宋代法律因袭唐制，对借与贷做了区分。借指使用借贷，而贷则指消费借贷。当时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贷称为负债，把付息的消费借贷称为出举。并规定：“(出举者)不得迴利为本”，不得超过规定实行高利贷盘剥。
2.婚姻法规。宋承唐律，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违犯成婚年龄的，不准婚嫁。宋律禁止五服以内亲属结婚，但对姑舅两姨兄弟姐妹结婚并不禁止。另外，《宋刑统》还规定：“诸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赦仍离之。其州上佐以上及县令，于所统属官亦同。其订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并不在禁限。”
在离婚方面，仍实行唐制“七出”与“三不去”制度，但也有少许变通。例如，《宋刑统》规定：夫外出3年不归，6年不通问，准妻改嫁或离婚;但是“妻擅走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减一等”。如果夫亡，妻“不守志”者，宋代《户令》规定：“若改适(嫁)，其见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费用。”严格维护家族财产不得转移的固有传统。
3.继承。宋代法律在继承关系上，有较大的灵活性。除沿袭以往遗产兄弟均分制外，允许在室女，享受部分继承财产权;同时承认遗腹子与亲生子享有同样的继承权。
至南宋，在一些地域又规定与适用户绝财产继承的办法。户绝指家无男子承继。户绝立继承人有两种方式：凡“夫亡而妻在”，立继从妻，称“立继”;凡“夫妻俱亡”，立继从其尊长亲属，称为“命继”。继子与户绝之女均享有继承权，但只有在室女的(未嫁女)，在室女享有3/4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1/4的财产继承权;只有出嫁女(已婚女)的，出嫁女享有1/3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1/3，另外的1/3收为官府所有。
(四)四等人
元代法律的主要特点之一即是以法律维护民族间的不平等。元初，依据不同民族将民众的社会地位划分为四等：蒙古人社会政治地位最优越;色目人(西夏、回回)次之;汉人再次之：南人(原南宋地区的民众)最低。举凡科举任官都定有一系列优待蒙古、色目人而限制歧视汉人、南人的法规。有元一代，朝廷高级官员几无汉人染指，有些官职则明令不许汉人、南人担任。如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定科举条例，规定蒙古、色目人考二场，汉人、南人考三场。乡试录取名额四等人平均分配，实际上极不平等。
三、明清时期的法律
(一)律例与大诰、会典
1.明律与明大诰。
(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年开始编修，于洪武三十年完成并颁行天下的法典，共计7篇30卷460条。它一改传统刑律体例，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格局，用以适应强化中央集权需要。《大明律》在法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律文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成为终明世通行不改的基本法典。明律的制定经过了四个阶段：
①吴元年《大明律》。鉴于元末法制败坏的教训，朱元璋曾说：“夫法度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因此在吴元年(公元1367年)就命左相国李善长等草创律令，编律285条、令145条，到吴元年十二月“律令成，命颁行之”。这是最早拟定颁行的明代法律(《大明律》)。律文按唐律取舍编订，依《元典章》体例按六部顺序编定，为以后的《大明律》奠定了基础。
②洪武六年《大明律》。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冬又详定《大明律》，次年二月书成，其“篇目一准之于唐……分为三十卷”。仿唐律12篇体例，名例律置于最后，内容繁于唐律，经朱元璋“亲加裁酌”后颁布。
③洪武二十二年《大明律》。以后又因条例“增损不一”和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废中书省、宰相，遂“更定大明律”。以名例一篇冠首，其下仿《元典章》编纂体例，按六部改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30卷460条。
隋唐以降(元代例外)沿袭800年的法典结构至此改变。基本条款仍同唐律，只是明律“轻其轻罪，重其重罪”。在立法技术上较唐更为精细，体例也更趋完备和科学。以后又将洪武十八年和二十年的《大诰》，选出147条附于律后。
④洪武三十年《大明律》。到了洪武三十年最后完成了《大明律诰》，“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明律从初创到定型，历时三十多年，表明了统治者对立法的积极与慎重态度。
(2)《明大诰》。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的同时，为防止“法外遗奸”，又在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至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间，手订四编《大诰》，共236条，具有与《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明大诰》集中体现了朱元璋“重典治世”的思想。
大诰是明初的一种特别刑事法规。大诰之名来自儒家经典《尚书·大诰》，原为周公东征殷遗民时对臣民的训诫。明太祖将其亲自审理的案例加以整理汇编，并加上因案而发的“训 导”，作为训诫臣民的特别法令颁布天下。大诰对于律中原有的罪名，一般都加重处罚。大诰的另一特点是滥用法外之刑：四编大诰中开列的刑罚如族诛、枭首、断手、斩趾等，都是汉律以来久不载于法令的酷刑。“重典治吏”是大诰的又一特点，其中大多数条文专为惩治贪官污吏而定，以此强化统治效能。大诰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规，每户人家必须有一本大诰，科举考试中也列人大诰的内容。明太祖死后，大诰被束之高阁，不具法律效力。
2.清代律例的编撰。
(1)《大清律例》的制定与颁行。《大清律例》于乾隆元年开始重新修订。乾隆即位之初，命律令总裁官对原有律例进行逐条考证，重加编辑，于乾隆五年完成，颁行天下。
《大清律例》的结构、形式、体例、篇目与《大明律》基本相同，共分名例律、吏律、户律、礼 律、兵律、刑律、工律七部分。其中《律目》、《诸图》、《服制》各一卷，《律例》正文36卷，律文436条。自乾隆五年颁律以后律文部分基本定型，极少修订，后世各朝只是不断增修律文之后的“附例”。
《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传统成文法典。《大清律例》以《大明律》为蓝本，是中国传统法典的集大成者。汉唐以来确立的传统法律的基本精神、主要制度，在《大清律例》中都得到充分体现;《大清律例》的制定充分考虑了清代政治实践和政治特色，在一些具体制度上，对前代法律制度有所改进。
(2)清代的例。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就是例。例是统称，可分为条例、则例、事例、成例等名目。
条例一般而言是专指刑事单行法规，大部分编人《大清律例》，附于某一律条之后。条例是由刑部或其他行政部门就一些相似的案例先提出一项立法建议，经皇帝批准后成为一项事例，指导类似案件的审理判决。然后，经“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的条例纂修活动，由律例馆编入《大清律例》，或单独编为某方面的刑事单行法规。
则例指某一行政部门或某项专门事务方面的单行法规汇编。它是针对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办事规程而制定的基本规则。“则例”作为清代重要法律形式之一，对于国家行政管理起着重要作用。
事例指皇帝就某项事务发布的“上谕”或经皇帝批准的政府部门提出的建议。事例一般不自动具有永久的、普遍的效力，但可以作为处理该事务的指导原则。
成例，也称“定例”，指经过整理编订的事例，是一项单行法规。成例是一种统称，包括条例及行政方面的单行法规。
3.明清会典。
(1)《大明会典》。明英宗时开始编修，孝宗弘治十五年初步编成，但未及颁行。武宗、世宗、神宗三朝重加校刊增补。《大明会典》基本仿照《唐六典》，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关职掌和事例。在每一官职之下，先载律令，次载事例。故《大明会典》就其内容、性质与作用来看，仍属行政法典，起着调整国家行政法律关系的作用。
(2)《大清会典》与清代行政法。为了规范国家机关的组织、活动，加强行政管理，提高官吏的统治效能，自康熙朝开始，清廷仿效《明会典》编定《清会典》，记述各朝主要国家机关的职掌、事例、活动规则与有关制度。计有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部会典，合称“五朝会典”，统称《大清会典》。
自乾隆二十七年编纂《乾隆会典》开始，《清会典》的编纂一直遵循“以典为纲，以则例为目”的原则，典、例分别编辑遂成固定体例。“会典”所载，一般为国家基本体制，少有变动。具体的变更，则在增修“则例”中完成。
(二)立法思想与刑罚原则及其罪名和刑罚
1.明刑弼教的立法思想。
“明刑弼教”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语。后人简称“明刑弼教”，从字面而观，“弼”乃辅佐之义，似与“德主刑辅”的传统立法、司法原则并无不同;实则不然，“德主刑辅”中“德”为“刑”纲，“刑”要受“德”的制约，始终处于次要、辅助位置。宋以前论及“明刑弼教”，多将其附于“德主刑辅”之后，其着眼点仍是“大德小刑。和“先教后刑”。宋代以降，在处理德、刑关系上始有突破。著名理学家朱熹首先对“明刑弼教”作了新的阐释。他有意提高了礼、刑关系中刑的地位，认为礼律二者对治国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又从“礼律合一”角度对“明刑弼教”进一步说明：“故圣人之治，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以弼之，虽其所施或先或后或缓或急。”
与前代儒家学说不同的是，他强调刑与教的实施可“或先或后”，“或缓或急”。经此一说，刑与德的关系不再是“德主刑辅”中的“从属”、“主次”关系，德对刑不再有制约作用，而只是刑罚的目的，刑罚也不必拘泥于“先教后刑”的框框，而可以“先刑后教”行事。这看来小小的变通之义，却意味着中国传统法制指导原则沿着德主刑辅一礼律合一一明刑弼教的发展轨道，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并对明清两代法律实施的方法，发展方向和发挥的社会作用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我国古代法律史上，一般说
来，倡导“德主刑辅”，本意是注重道德教化，限制苛刑，所以它往往是同轻刑主张相联系的。而经朱熹阐发，朱元璋身体力行于后世的“明刑弼教”思想，则完全是借“弼教”之口实，为推行重典治国政策提供思想理论依据。
2.从重从新与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原则。
(1)实行刑罚从重从新原则。《大明律·名例》规定：“凡律自颁降日为始，若犯在已前者，并依新律拟断。”
(2)“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原则。明代对于贼盗及有关钱粮等事，明律较唐律处刑为重。唐律一般根据情节轻重作出不同处理，牵连范围相对较狭;而明律则不分情节，一律处以重刑，且扩大株连范围，此即“重其所重”原则。对于“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一般性犯罪，明律处罚轻于唐律，此即“轻其所轻”的原则。对某些危害不大的“轻罪”从轻处罚是为了突出“重其所重”的原则。清代继承了这一原则。清律扩大和加重对“十恶”中“谋反”、“谋大逆”等侵犯皇权的犯罪的惩罚。凡谋反大逆案中只要参与共谋，即不分首从一律凌迟处死;其父子、祖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论同姓异姓)、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户籍之同异)，年16岁以上者(不论笃疾、废疾)皆斩;15岁以下者及犯人之母女妻妾、姊妹及子之妻妾，“皆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清律中对“文字狱”确实没有相关的直接条款，但所有“文字狱”均按谋反大逆定罪，从而导致因文字获罪者罪名最重，多被处极刑并株连最广，以此达到镇压具有反对皇帝专制制度和反抗民族压迫的社会思潮。
3.奸党罪与充军刑。
(1)“奸党”罪的创设。朱元璋洪武年间创设“奸党”罪，用以惩办官吏结党危害皇权统治的犯罪。“奸党”罪无确定内容，实际是为皇帝任意杀戮功臣宿将提供合法依据。
(2)在流刑外增加充军刑，即强迫犯人到边远地区服苦役，远至4000里，近至1000里，并有本人终身充军与子孙永远充军的区分。
4.故杀与谋杀。
(1)故杀。故杀的渊源已久，北魏时已经出现了故杀。北魏的《斗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隋律》中也有故杀，比如有“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的规定。按《唐律》规定，故杀是“非因斗争，无事而杀”，即双方并非因为斗殴，一方突然起意杀人。这样，从前的贼杀就被新出现的故杀和单独进行的谋杀所分解了。以后明清都继承了唐律对故杀的这一定义，并对之进行更进一步的阐释，从而将谋杀和与谋杀关系最为密切的故杀这一概念相区别。
早在西晋，张斐对“故”的解释是“知而犯之”即明知故犯是“故”。因此，可以认为，谋杀、贼杀当然都包含于“故”杀人。西晋时期及以前的“故”均更强调主观意图，而谋杀和贼杀均更关注杀人行为的外部表征。也许正是因为“故”的这一含义的存在，所以，同属于故意杀人的谋杀和贼杀便各侧重于对其外部表征的描述以对二者相区别。但是后来“故”的含义最终演变成与“贼”相似，因此故杀这一新的杀人类型也取代了贼杀，而故杀和谋杀则成了一对需要认真区别的概念。法制史学家戴炎辉先生认为：“汉晋所谓贼杀伤，似相当于唐以后的故杀伤。”按照清代律学家的定义，故杀是临时起意的故意杀人。这种临时起意的故意杀人，其实正与英美法以及近代以来大陆法系区分谋杀和故杀的各国刑法中的“故杀”概念相同。
(2)谋杀。明、清两代法律中的“谋杀”概念渊源已久。在我国古代法中“谋杀”曾长期被看作是必要共犯。
战国至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了谋杀这一法律概念。直到西晋时，才能看到对谋杀较为确定的解释。但此时对谋杀的解释仍是不完整与不准确的;因为西晋时的廷尉明法掾张斐并不是对“谋杀”这一概念本身进行解释，而是对理解“谋杀”这一概念具有关键意义的一个概念“谋”做出了解释。根据张斐的解释，“谋”是“二人对议”，如此一来，“谋杀”就应该是指二人以上事先预谋的故意杀人。张斐对“谋”的解释对于“谋杀”概念的发展、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从后来的《唐律疏议》中我们可以看到，谋杀首先被定义为二人以上的共同犯罪。但在《唐律》中谋杀的涵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即谋杀不再是必要共犯，单独一人也可以成为谋杀罪的主体。因此，在唐代及以后的历代法典中，“谋杀人”条依然将谋杀看作是一种必要共犯，所以，为了对各行为人准确量刑，就有必要对共同谋杀行为人中共同犯罪人进行认定。明律继承了唐律的做法，在《大明律·名例律》中这样解释“谋”：“称‘谋’者，二人以上。”可见，明律仍然以为谋杀首先是二人以上共同犯罪。同时，明律也承认一个人也可以成为谋杀罪的主体，而且明律中对一个人进行的谋杀即单独谋杀的解释与唐律也基本相同。
到了清代，我国传统社会谋杀的概念已经定型。即谋杀是有预谋的故意杀人，而故杀是没有预谋、突然起意的故意杀人。有无事先预谋是区分谋杀和故杀的根本标准。同时，谋杀又包括共同谋杀和单独谋杀。如果故意杀人的主体为二人以上，因为二人以上的主体本身就是事先预谋的标志，所以二人以上故意杀人毋庸置疑为谋杀。这时，需要进行区分的便主要是单独谋杀与故杀，而区分单独谋杀与故杀的唯一标准则是事先预谋的存在与否，而恰恰是这一点有时很难认定。但是，显然，在传统法律的框架之内已经很难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
四、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1.唐宋时期的司法机关。唐代沿袭隋制，皇帝以下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执行各自司法职能。宋沿唐制，在中央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分掌中央司法审判职权。
(1)大理寺。大理寺以正卿和少卿为正副长官，行使中央司法审判权，审理中央百官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凡属流徒案件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死刑案件必须奏请皇帝批准。同时大理寺对刑部移送的死刑与疑难案件具有重审权。
(2)刑部。唐代刑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下设刑部、都官、比部和司门四司。刑部有权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对中央、地方上报的案件具有复核权，并有权受理在押犯申诉案件。宋代刑部负责大理寺详断的全国死刑已决案件的复核及官员叙复、昭雪等事。神宗后，刑部分没左右曹，左曹负责死刑案件复核，右曹负责官吏犯罪案件的审核。其职能有所扩大，处理有关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等事。
(3)御史台。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正副长官，下设台、殿、察三院，作为中央监察机构，专门负责代表皇帝自上而下地监督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是否遵守国家法律和各项制度，是否忠实履行职责，位高权重，可称得上是皇帝的“耳目之司”。御史台有权监督大理寺、刑部的审判工作，同时参与疑难案件的审判，并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御史台中分设台院、殿院、察院，统辖下属的诸御史。
台院是御史台的基本组成部分，设侍御史若干人，执掌纠弹中央百官，参与大理寺的审判和审理皇帝交付的重大案件。由于侍御史在诸御史中的地位最高，职权最重，因此一般均由皇帝直接指派，或由宰相与御史大夫商定，由吏部选任。
殿院，设殿中侍御史若干人，执掌纠察百官在宫殿中违反朝仪的失礼行为，并巡视京城及其他朝会、郊祀等，以维护皇帝的神圣尊严为其主要职责。
察院，设监察御史若干人，执掌纠察州县地方官吏的违法行为。唐代时以“道”为监察区，全国共分为十道(后增为十五道)。每道设一名监察御史，称为巡按使，品级虽低，但权力极大，是皇帝监督地方的耳目。
(4)唐代的“三司推事”。唐代中央或地方发生重大案件时，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组成临时最高法庭审理，称为“三司推事”。有时地方发生重案，不便解往中央，则派大理寺评事、刑部员外郎、监察御史为“三司使”，前往审理。此外.，唐代还设立都堂集议制;每逢发生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以示慎刑。
(5)地方司法机关。唐代地方司法机关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州县长官在进行司法审判时，均设佐史协助处理。州一级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县一级设司法佐、史等。县以下乡官、里正对犯罪案件具有纠举责任，对轻微犯罪与民事案件具有调解处理的权力，结果须呈报上级。
宋代地方州县仍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之制;但从太宗时起加强地方司法监督，在州县之上，设立提点刑狱司，作为中央在地方各路的司法派出机构。提点刑狱司定期巡视州县，监督审判，详录囚徒。凡地方官吏审判违法，轻者，提点刑狱司可以立即处断;重者，上报皇帝裁决。
2.明清时期的司法机关。中央司法机构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一改隋唐以降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体系。
(1)明代刑部增设十三清吏司，分掌各省刑民案件，加强对地方司法控制;清代刑部是清朝中央的主审机关，为六部之一，执掌全国“法律刑名”事务，下设十七清吏司分掌京师和各省审判事务，还设有追捕逃人的督捕司、办理秋审的秋审处、专掌律例修订的修订法律馆。刑部是清朝最重要的司法机构，在处理全国法律事务方面一直起主导作用，主要负责：一是审理中央百官犯罪;二是审核地方上报的重案(死刑应交大理寺复核);三是审理发生在京师的笞杖刑以上案件;四是处理地方上诉案及秋审事宜;五是主持司法行政与律例修订事宜。
(2)明代大理寺掌复核驳正，大理寺发现有“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驳回刑部改判，并再行复核。如此三改不当者，奏请皇帝裁决。依清律规定，大理寺的主要职责是复核死刑案件，平反冤狱，同时参与秋审、热审等会审，如发现刑部定罪量刑有误，可提出封驳。
(3)明代都察院掌纠察。主要是纠察百司，会审及审理官吏犯罪案件。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都察院司法执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复核或审理直隶、各省及京师职官犯罪案件;二是复核或审理直隶、各省及京师斩绞监候案件;三是奉旨监察御史巡按直隶、各省地方，对职官犯罪奏闻皇帝裁决，民人案件或亲审或交两司审理，“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清承明制，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督察百官风纪、纠弹不法，同时负有监督刑部、大理寺之责。如刑部、大理寺发生严重错误，可提出纠弹，亦可参与重大案件的会审。
中央上述三大司法机关统称“三法司”。对重大疑难案件三法司共同会审，称“三司会审”。
(4)地方司法机关。明朝地方司法机关分为省、府(直隶州)、县三级。沿宋制，省设提刑按察使司，“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有权判处徒刑及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须报送中央刑部批准执行。府、县两级仍是知府、知州、知县实行行政司法合一体制，掌管狱讼事务。明代越诉受重惩。明朝还在各州县及乡设立“申明亭”，张贴榜文，申明教化，由民间德高望重的耆老受理当地民间纠纷，加以调处解决，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秩序。
在清代，地方司法分州县、府、省按察司、总督(及巡抚)四级。其中州或县为第一审级，有权决定笞杖刑，徒以上案件上报。一般而言，有关田土、户婚、斗殴诸般“细故”，均由州县自理，但命盗重案，州县初审后，应将人犯并案卷一并解赴上级机关审理。府为第二审级，负责复审州县上报的刑事案件，提出拟罪意见，上报省按察司。省按察司为第三审级，负责复审各地方上报之徒刑以上案件，并审理军流、死刑案的人犯，对于“审供无异”者，上报督抚，如发现有疑漏，则可驳回重审，或改发本省其他州县、府更审。总督(或巡抚)为第四审级，有权批复徒刑案件，复核军流案件，如无异议，定案并谘报刑部。对死刑案则须复审，并上报中央。
3.管辖制度。明朝在交叉案件的管辖上，继承了唐律“以轻就重，以少就多，以后就先”的原则，同时又规定：“若词讼原告、被论在两处州县者，听原告就被论官司告理归结”，反映出明朝实行被告原则，减少推诿的立法意图。此外，明朝实行军民分诉分辖制，凡军官、军人有犯，“与民不相干者”，一律“从本管军职衙门自行追问”。“在外军民词讼”有涉“叛逆机密重事”者，可允许“镇守总兵参将守备等官受理”。若军案与民相干者，由管军衙门与当地官府“一体约问”。从中反映出明代军事审判程序的健全与管辖制度的完善。
4.廷杖与厂卫。
(1)廷杖。廷杖即由皇帝下令，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责大臣的制度。朱元璋在位期间曾将工部尚书薛祥杖杀于朝堂之上。明太祖死后，“廷杖”之刑被愈益广泛地使用。明武宗正德初年，宦官刘瑾秉承皇帝旨意，“始去衣”杖责大臣，使朝臣多有死者。嘉靖年间因群臣谏争“大礼案”，被杖责的大臣多达134人，死者竟有16人。至明亡前崇祯皇帝也没有停止杖责大臣的制度。皇帝法外用刑，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对法制实施造成恶劣影响。
(2)“厂”、“卫”特务司法机关。这既是明代司法的一大特点，又是明代的一大弊政。“厂”是直属皇帝的特务机关。“卫”是指皇帝亲军十二卫中的“锦衣卫”，下设镇抚司，由皇帝任命亲信“提督”厂卫，多由宦官充当。厂卫干预司法始于太祖时期，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太祖始令锦衣卫负责刑狱与缉察逮捕。锦衣卫下设南、北镇抚司，其北镇抚司“专理诏狱”，按旨行事，并设法庭监狱。尽管太祖后期曾加禁止，但成祖很快恢复，成祖时“恐外官徇隋”，设宦官特务机构“东厂”，专司“缉访谋逆，大奸恶”，其权超过锦衣卫。宪宗时又为监督广、卫而设“西厂”，至武宗为监督东西厂，又设“内行厂”。明末曾下令尽毁锦衣卫刑具，不许再用。到明后期，厂卫特务多达十余万，严重地干扰了司法工作：其一，奉旨行事，厂卫作出的裁决，三法司无权更改，有时还得执行;其二，非去逮捕行刑，不受法律约束。
(二)诉讼制度
1.刑讯与仇嫌回避原则。
(1)刑讯的条件与证据。唐律规定，审判时
“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拷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也就是要求在拷讯之前，必须先审核口供的真实性，然后反复查验证据。证据确凿，仍狡辩否认的，经过主审官与参审官共同决定，可以使用刑讯;未依法定程序拷讯的，承审官要负刊事责任。同时规定，对那些人赃俱获，经拷讯仍拒不认罪的，也可“据状断之”，即根据证据定罪。
(2)刑讯方法。首先，刑讯必须使用符合标准规格的常行杖，以杖外他法拷打甚至造成罪囚死亡者，承审官要负刑事责任。其次，拷囚不得超过3次，每次应间隔20天，总数不得超过200，杖罪以下不得超过所犯之数。若拷讯数满仍不招供者，必须取保释放。凡有违犯，承审官须负刑事责任。最后，拷讯数满，被拷者仍不承认的，应当反拷告状之人，以查明有无诬告等情形，同时规定了反拷的限制。
(3)禁止使用刑讯的情形。规定对两类人禁止使用刑讯，只能根据证据来定罪：一是具有特权身份的人，如应议、请、减之人;二是老幼废疾之人，指年70岁以上15岁以下、一肢废、腰脊折、痴哑、侏儒等。对上述两种人，唐律规定“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即必须有3人以上 证实其犯罪事实，才能定罪。
(4)法官的回避。为防止审判官因亲属或仇嫌关系故意出入人罪，《唐六典》第一次以法典的形式，肯定了法官的回避制度，即所谓“鞫 狱，官与被鞫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
2.宋代的翻异别勘制度与证据勘验制度。
在诉讼中，人犯否认口供(称“翻异”)，事关重大案情的，由另一法官或别一司法机关重审，称“别勘”。两宋注重证据，原被告均有举证责任。重视现场勘验，南宋地方司法机构制有专门的“检验格目”，并产生了《洗冤集录》等世界最早的法医学著作。
3.明清时期的会审制度。
(1)明代的会审制度。
①九卿会审(明代又称“圆审”)。这是由六部尚书及通政使司的通政使，都察院左都御使，大理寺卿九人会审皇帝交付的案件或已判决但囚犯仍翻供不服之案。
②朝审。始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英宗命每年霜降之后，三法司会同公侯、伯爵，在吏部尚书(或户部尚书)主持下会审重案囚犯，从此形成制度。清代秋审、朝审皆渊源于此。
③大审。始于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宪宗命司礼监(宦官二十四衙之首)一员在堂居中而坐，尚书各官列居左右，从此“九卿抑于内官之下”。会同三法司在大理寺共审囚徒，《明史·刑法志》载：“自此定例，每五年辄大审。”
(2)清代会审制度的发展。
在明代会审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重案会审制度，形成了秋审、朝审、热审等比较规范的会审体制。
①秋审。是最重要的死刑复审制度，因在每年秋天举行而得名。秋审审理对象是全国上报的斩、绞监候案件，每年秋8月在天安门金水桥西由九卿、詹事、科道以及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等重要官员会同审理。秋审被看成是“国家大典”，统治者较为重视，专门制定《秋审条款》。
②朝审。是对刑部判决的重案及京师附近斩、绞监候案件进行的复审，其审判组织、方式与秋审大体相同，于每年霜降后十月举行。案件经过秋审或朝审复审程序后，分四种情况处理：其一情实，指罪情属实、罪名恰当者，奏请执行死刑;其二缓决，案情虽属实，但危害性不大者，可减为流三千里，或发烟瘴极边充军，或再押监候;其三可矜，指案情属实，但有可矜或可疑之处，可免于死刑，一般减为徒、流刑罚;其四留养承嗣，指案情属实、罪名恰当，但有亲老丁单情形，合乎申请留养条件者，按留养奏请皇帝裁决。
③热审。是对发生在京师的笞杖刑案件进行重审的制度，于每年小满后十日至立秋前一日，由大理寺官员会同各道御史及刑部承办司共同进行，快速决放在监笞杖刑案犯。
上述制度是一种慎刑思想的反映，但却导致多方干预司法，以致皇帝家奴也插手司法，最终结果是司法更加冤滥，法律制度与实际执法日益脱节，加速了王朝整个政体的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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